Category: Knowledge

鲍勃·迪伦得奖 重新思考歌与文学的关系

-陈宇昕 唐代传奇小说集,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里有一个“旗亭画壁”的小故事。 那是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与王之涣三位齐名诗人到旗亭小饮,碰上伶官登楼会宴,四个妙龄歌伎上台唱歌献艺。王昌龄一边旁观一边与高适、王之涣打赌,看看歌伎会唱谁的作品。 果然第一人唱了“寒雨连江夜入吴”(王昌龄诗),第二人唱了“开箧泪沾臆”(高适),第三人接着唱“奉帚平明金殿开”(王昌龄诗),就是没有王之涣的作品。他看着最后那歌伎,气质非凡,有点赌气地说:“刚才唱歌的都是潦倒乐官,唱的无非下里巴人的歌词。这些俗人不懂阳春白雪的曲调。” 故事到这里,压轴的歌伎果然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化解了王之涣的尴尬,大家最后笑成一团,歌伎才发现原创者竟在现场,赶紧丰酒竞拜。 引这个小故事,是想谈谈文学史中,歌的传统。 歌是中国文学的渊薮 唐代诗作,格律押韵严谨,适合歌吟,民间配曲传唱,这样的传统还能追溯到更早以前。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根据《史记》,更早以前《诗经》收录了3000多部作品,后来经由孔子编辑,最后收录305首,分风雅颂三大类,孔子还“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国风,即华夏诸国地方民谣,古代采风官到各地收集民谣,汇集而成。大雅小雅则是周王室与公卿大夫在正式与私人场合演出的歌曲。颂则是贵族祭祀鬼神采用的祭歌。 另一方面,《楚辞》亦是楚地的诗歌集,或说介于歌与诗之间,若以屈原为例。 检视中国古典文学史,不少人都说,文学的渊薮,是歌。 到了晚唐五代,词的创作,更离不开曲牌,文字与音乐密不可分,揭开灿烂宋词时代的序幕。柳永为歌女写就的词作婉约动人,即便当时看来世俗得要命,却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经典。 到了元明时期,曲牌组合成戏曲,诗词与说唱叙事结合,王实甫、汤显祖等巨匠又开启中国文学歌的新传统,西厢牡丹亭激发多少文人,煽动多少文心。 直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之后,汉诗摆脱格律,但仍然有像赵元任这样的人物,为徐志摩、刘半农等诗人的新诗谱曲,交出《新诗歌集》,创作艺术歌曲。 西方为诗谱曲 其实为诗谱曲,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一大传统。 最早是为经文谱曲,所谓“唱诗”,古时候新教堂落成便要委托作曲家创作弥撒曲,这个传统至今还在延续着,一代代作曲家赋予古老的拉丁文新生命。 经文曲的对立面则是民间牧歌,轻快幽默,赞颂爱情和生活,同时也书写人生苦闷。 19世纪的舒伯特可说是艺术歌曲的集大成者,他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创作了600多首艺术歌曲,《鳟鱼》《冬之旅》《普罗米修斯》《美丽的磨坊少女》《天鹅之歌》都是传唱至今的伟大作品。 文学经典激发的古典音乐创作更不可计数,瓦格纳、李斯特、理查·施特劳斯、埃尔加……都有为文学作品创作的精妙乐曲。 游吟诗人传唱文学作品 本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颁予美国摇滚传奇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世人反应两极,让人们重新思考歌与文学的关系。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授予音乐人,诺奖组委会常务秘书萨拉认为,鲍勃·迪伦的作品可与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莎孚的作品相媲美,再次暗示人们,文学中早有歌的传统。 游吟诗人传唱文学作品,可是西方文学的源头。 自1950年代摇滚次文化浪潮席卷以来,优秀的流行音乐文学作品,如鲍勃·迪伦、约翰·连侬、里奥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等人的作品,滋养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 鲍勃·迪伦得奖引发的惊讶,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文学与歌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分家的?而这所谓“分家”,很可能仅仅是观念上的分家,一种雅俗的分化。 不过在文学艺术多元并立的时代,在文类疆界被模糊的当下,文学与歌其实没有必要分家,也没有可能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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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

–周维介 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本地编印的蒙学读本 在学塾年代,学校的概念还很模糊,分科分目的学习就更遥远了。那年头,所谓教本,就是传统的蒙学读本。《三字经》独占鳌头,《百家姓》与《千字文》紧跟其后,合称“三百千”,被视为三大传统蒙学读物。 《三字经》大家比较熟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几句,花甲之人并不陌生。 1832年,本地马典娘娘编写的《训女三字经》,仿照《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写成。庄钦永博士在《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中透露,马典娘娘是懂得汉文与闽南方言的英国女士Sophie Martin,在新加坡甘榜格南一带的华人教会工作,负责女子学堂的中文教学工作。《训女三字经》一开篇,就有《三字经》的痕迹:“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神之目,透人心,其省查,到深深。人何思,人何去,能神看,皆而知。尔小女,该小心,常日读,常日念。”有研究者认为,以闽南方言念读《训女三字经》,效果好些。 1902年邱菽园编写的《新千字文》,是另一册本地出版的启蒙读本。这册千字文,四字一句,完全按照传统千字文的句式编写。邱菽园于书后留言,他编写新千字文“乃专取目前常用之字仿编”。新千字文用字较为浅显,例如开篇:“天日在高,地水居卑。老翁徐步,幼孩相随。观云坐石,眼看心怡。鸟飞上下,燕子莺儿。青绿草叶,黄苍花枝。”,比诸传统《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它添了几分田园味道。 二十年代,“石叻牛车水”的永成书局印行过一本《新编声律启蒙》,是根据清朝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一书翻印。这本专供学童掌握音律的读本,按韵部编写,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的虚实应对纳入,编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初学者感受汉字的音乐美与视觉美:“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浮蓝,雪岭对云潭。凤飞方刿刿,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客日醺酣。” 教科书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于今岁次丙申,庚寿八十以上的老华校,运气好的当年也许同时就读两所学校,一所英校,一所华校。上午对着米字旗,歌天佑女皇;下午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诵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这炎热的南洋小岛,人们效忠的是千万里外面西朝北的两个古老国度,一个以蟹形文表意,一个以方块字传情。 翻开1950年以前的本地华校课本,从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到国语科,熟口熟眼的几个词,少不了“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那面国旗,不是红白的五星伴月,而是“青天白日”一片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国语课灌输的是:“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红光照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行个鞠躬礼。”这是二年级课本里的《国旗歌》。商务版的南洋国语第七册也有一首《国旗歌》赞颂着中华民国国旗:“青天高高,白日照亚东,热血染得满地通红。神圣的国旗呀,我见你烈烈轰轰,立下了许多革命的战功。神圣的国旗呀,我爱你严肃庄重,表现出光明正大的国风。神圣的国旗呀,我愿你领导群众,做一个建立世界和平的先锋。” 金文泰总督查禁华校教科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南岛沙地里的两丛灌木繁衍成一片绿洲,新加坡的华校越办越多,从1910年的8所,飙升到1929年的112所。学生人口迅速膨胀,终于招来殖民地政府的关心,1920年它端出“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了管制华校的第一步。过去华校开档,无须知会官府,新法令则明确规定,新旧学校,从学校、董事到教师,都必须向政府注册备案。注册法令是一张密织的网,不令人窒息,却失去许多自由,华校教科书的内容,终于面对了限制。 1930年,海峡殖民地来了一名强势总督,大名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他到任没多久,就召集中国国民党在本地的南洋支部头头到府衙开会,明令禁止国民党在本地的一切活动。接着便向教科书下手,凡是不合殖民地口胃的课本,一律禁用。三四年间,中华、商务等等出版单位过往不遇风不遭浪的教科书,纷纷受挫。据当时殖民地官方档案,1930至1934年间,有16家出版社的84种136本教科书被查禁。 民国政府的教科书南洋化 在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表达不满之前的三几年,中国派遣到海外巡察华侨教育的黄炎培已经在报告中陈述南洋教科书的不足。他主张南洋侨教的课本,必须注入南洋的内容,方为上策。教科书南洋化的诉求上了议程,直接使用中国教科书的时代就此标上句点。但教科书“南洋化”不涉及改变国家效忠的课题,它只是意识到南洋华侨也应该认识南洋社会,认为理解南洋史地与文化对华侨子弟日后谋生有所助益,这不等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了政治意识的宣导。认同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礼赞三民主义的思想,不曾动摇,它一直存在于本地华校的教科书里,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南洋群岛的风俗、常识比中国化时期的课本有所增加,但中国内容依然是主体,地理精读中国各省的人文景观与自然形态;历史则细说中国历代编年,虽然它增加了南洋历史与人物的简说。 方吴报告书与教科书马来亚化 二战后,南洋诸国各自吹响当家作主的号角,华校课本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两份官方主导的报告书先后出炉,几乎都剑指华校教科书,认为它是阻挡教育马来亚化的路障碍。 29-p46-57-002-corrected教育“马来亚化”,迅速成了新时髦。这面生气勃发的政治彩旗,呼唤着的“马来亚化”并不是单纯的教育口号,而是鲜明的政治本土化主张。1951年,英国人巴恩撰写的《马来教育报告书》所提出的“马来亚化”构想,主张废除华文、淡米尔文等方言学校,建立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认为当下的华校教科书是妨碍教育马来亚化的绊脚石。这块石头,必须搬走。这份报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梅森教授落力呼应,力主华校教科书书应先以英文书写,再翻译成华文。 巴恩报告书出台不及半年,另一份由美国人方威廉与吴德耀所共同撰写的《方吴报告书》(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端上了桌面。方吴报告书也直言,新马华校长期使用中国课本,并不利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现,因此华校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建设马来亚本土意识的教科书。 1951年6月发布的方吴报告书直接催生了本地五大书局联手经营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首次由官方与民间合作处理课本事宜,以统一华校教科书为终极目标。然而,统一教科书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华社的认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华校教师联合会、华文报章都认为有竞争才有进步,主张新课程标准出炉后,让各书局自由编写课本。 1952年,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了。教育当局与联营签约,同意它所编写的课本,将盖上官方批准的印戳。同时,当局也会致函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指示它们必须采用联营版教科书。不过,联营的五方合作却昙花一现,成立没多久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便告分道扬镳,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书局陆续退出,由世界书局独撑局面,继续与官府合作。1953年底,第一套联营版课本正式推出,供1954年正月新学年使用。课本出版后,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在华文报章发表看法,对《国语》课本提出了“五个优点十五个缺点”的批评,并表示它们不会采用联营版教科书。 《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与教育供应社 1955年,离开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三四年光景,林有福政府主导的立法议会成立了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华文教育委员会”,检讨新加坡华校的生存状况。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发表了。尽管那时因《方吴报告书》建议而编写的联营版课本已经使用了一两年,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依然成为关注焦点。《各党派报告书》认为,华校教科书缺乏马来亚元素,因此有必要从速修订,以达成贯彻马来亚意识的目标。 立法议会通过《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后,政府发表了教育白皮书,宣布实施小学双语、中学三语的教育体制,并确定所有学校必须统一采用以马来亚为核心的课程与课本。为此,教育当局发布了新课程纲要,规定各科课本必须按照新纲要的要求编写。这次由当局主导的变动,促成本地教科书出版商为了避免竞争、集中资源、降低营运成本而再度联手,组织了“教育供应社”。这一回,参与合作的出版商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中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世联”(世界书局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上海书局)和“南洋”(南洋书局)。注册资本为一百万,实收十分之一,股本由参与合作的四方认购,最终股权结构为中商38%、世联28%、上海21%、南洋13%。 1957年教育供应社正式成立,恰逢马来半岛取得独立,马来亚联合邦诞生了,新加坡被排除在外,保持“皇家殖民地”的身份,在通往自治邦的道路上前进。这时期的华校教科书,已经从“南洋化”过渡到“马来亚化”阶段,教科书上的用语有了若干变化,南洋化时期惯用的“我国(指中国)”、“我们中国人”、“华侨”等字眼,被“马来亚”、“华人”所取代。本土思潮锐不可挡,强烈的马来亚意识迫使教科书与原本浓厚的中国意识脱钩,“爱护本邦、忠于本邦”的说法成了主流用语。 自治邦成立后中国意识从教科书退场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前几个月,林有福政府宣布把华文中学原有的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以便和英文中学的学制平行发展。这一更动,华校课本即刻受到影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新加坡政治迈入新阶段。新政府吹起建设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号笛,以凝聚社会共识,华校教科书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至此全身退场。新课程纲要出现了教材必须“合于本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凡有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沙文主义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与本邦立国精神有抵触者不得采用”的新诉求。 1961年,自治邦政府为确保教科书符合立国精神,并且价格合理,实行了“推荐教科书书单”的做法。学校选择课本时,必须参照这份推荐书单。同时政府也制定新规矩,今后任何人要编写教科书,都必须遵照教育部的规定提出申请,批准后才能动工。教科书编写完毕,也必须呈交教育部审批,核准后才能公开发售。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不及两年便遭逐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于这段政治花期太短,教育的变更有限,华校使用的仍是自治邦时期的教科书。 教科书新加坡化的塑造工程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国家认同与国民意识的重任,主要由公民与语文科担纲。1967年,教育部颁布了公民科课程标准,以“灌输国家观念,培养爱国意识;养成服从纪律的风气;指导儿童明了多元种族及文化关系”为主要目标。学习国歌、认识国旗、介绍新加坡政治体制、外交不结盟政策、建军卫国、灌输多元文化观念的课文,普遍存在于1968年各版本的公民教科书里——“新加坡的人民,都是好兵丁;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生命”——这类内容,体现了新政治精神,侨民心态与效忠马来亚的思想,如东去流水,不复回头。 不同种族、宗教、语言之间如何包容共处,如何创造和谐社会成了建国首要任务,教科书已然责无旁贷。1971年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华文小学历史课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前言,明确点出了教科书在这方面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宗教容忍显然是促成国家团结的要素。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年轻的一代,对他人的信仰和宗教背景,抱着明智和同情的态度。”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严重缺乏生存条件,因此灌输危机意识刻不容缓,从速建军与落实国民服役成了重要政策,建国初期的教科书里,这类主题没有缺席,它积极配合国家需要,向学童灌输保家卫国的观念。 《吴庆瑞报告书》与教科书统一进程 为了实行廉政,杜绝一路来存在校方人员涉嫌利用课本贪污的问题,1965年起教育部强化了对学校选用教科书的监管力度。它规定校长必须定时向教育部报告学校使用教科书的具体情况,包括列表呈报各年级各科课本的单位价格及其全年销售总值。1968年,教育部制定新条例,今后出版的教科书必须注明编写者的名字和资料,在在显示独立后教育部对课本管制的决心。 七十年代以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友联书局与南洋书局是本地华校教科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70年代中期,教科书市场的竞逐起了变化。新冒现的本土出版社越来越多,传统教科书业者面临了严峻挑战,结果南洋书局最先退场,中华、商务显露疲态,新进的教育出版社、泛太平洋与胜利书局后劲十足,与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以及上海书局等资深业者在这块日渐干旱的草原上并肩放牧。到了80年代初,华校的黄昏提前到点,这时华校中小学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不及百分之二十,经营华校教科书利润骤减,竞逐者越来越少,代表本土的教育出版社坐镇市场,重点转移至华文(第二语文)与其他英文媒介课本的印行——那一条路,朝着国家统一语文源流的方向。 独立后新加坡最大幅度的教育变革,发生于1979年。这一年,教育部委任了以英国R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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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字经

第一部分   乾坤有序,宇宙无疆,星辰密布,斗柄指航。   昼白夜黑,日明月亮,风驰雪舞,电闪雷响。   云腾致雨,露结晨霜,虹霓霞辉,雾沉雹降。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时令应候,寒来暑往。   远古洪荒,海田沧桑,陆地漂移,板块碰撞。   山岳巍峨,湖泊荡漾,植被旷野,岛撒汪洋。   冰川冻土,沙漠沃壤,木丰树森,岩多滩广。   鸟飞兽走,鳞潜羽翔,境态和谐,物种安详。   形分上下,道合阴阳,幽冥杳渺,天体著彰。   凝气为精,聚能以场,缩浓而质,积微显量。   化巨幻虚,恍惚成象,强固凌弱,柔亦制刚。   终极必反,存兴趋亡,色空轮回,动静恒常。   唯实众名,一理万方,父母爹娘,没齿难忘。   兄弟姐妹,危困助帮,姑姨叔舅,亲戚互访。   侄男闺少,哺育茁壮,夫妻相敬,梦忆糟糠。   隔屋邻舍,遇事谦谅,伯公妪婆,慈孝赡养。   尊朋礼友,仁义君郎,炎黄二帝,尧舜禅让。   禹启世袭,灭桀商汤,周武伐纣,侯列各邦。   秦皇集权,汉刘楚项,鼎立割据,乱晋八王。   南北对峙,腐朽隋炀,贞观政要,五代续唐。   陈桥兵变,耻辱靖康,耶律完颜,元建宋僵。   钟离太祖,崇祯吊丧,清军入关,大臣驻藏。   粉碎叛卓,犁域设将,台湾复归,守卫边防。   鸦片战争,英占香港,戊戌维新,社会改良。   辛亥革命,孙文思想,联盟抗倭,国共两党。   定都京师,人民解放,诸子百家,孔孟老庄。   扁鹊灵医,鲁班巧匠,罗盘硝药,针灸疗伤。   蔡伦毕升,鉴真玄奘,易经论语,史记达畅。   河图洛书,算术九章,西三红水,聊儒瓶厢。   诗词曲赋,戏剧说唱,琵琶琴瑟,锣镲铿锵。   笙箫呜咽,卧笛悠扬,筝音奔奋,唢呐高亢。   荆浩匡庐,董源潇湘,米芾写意,悲鸿骏昂。   笔墨纸砚,匾楣楹榜,楷隶篆刻,碑帖草狂。   敦煌石窟,长城伟墙,青铜甲骨,缕衣纱裳。   虎符越剑,陶马俑葬,彩瓷宝瓮,丝绸他乡。   凡尔赛宫,金字塔状,泰姬陵墓,彼得教堂。   自由女神,希腊塑像,最后晚餐,创造亚当。   亭榭楼阁,寺庙殿廊,蓬门荜户,丈室绿窗。   府弟别墅,画栋雕梁,庭院踏步,影屏幕障。   承尘藻井,篱笆柱桩,舷舵扶靠,凭栏眺望。   悬崖峭壁,峰峦叠嶂,泉喷岚罩,湍急瀑宕。   峡沟潭渊,溪涧流淌,池渠堰坝,沼泽泥塘。   漩涡带波,礁屿连江,汹涌澎湃,惊涛骇浪。   灾涝溢泻,汛潮浮涨,苍松寿柏,垂柳毛杨。   芭蕉蒲扇,斑竹篾筐,槐椿榆桦,杉桂榕樟,   斋扉紧闭,栅苑濒旁,坪埔莱茵,菲窥坞坊。   蔷薇翩跹,莆菏蔚茫,蕴蒂荚芯,蓓蕾琳琅。   奇花异卉,艳丽荣秧,兰荷菊梅,四季芬芳。   杜鹃泣血,芙蓉吉祥,茉莉馥郁,玫瑰刺芒。   瓜果蔬菜,葱蒜韭姜,茴椒芹葵,皮芥辣酱。   芸苔芋笋,葫芦瓢瓤,番茄蘑菇,乳蛋醇酿。   碘盐食醋,脆卜甜糖,珍馐旨甘,肴馔膏粱。   葡萄美酒,玉液琼浆,咖啡益智,茗茶顺肠。   桃李杏柿,汁鲜味爽,椰柚橙桔,渴饮品尝。   菠萝柑橘,橄榄槟榔,梨枣苹楂,荔栗榴棠。   蝌蚪摆尾,蛤蟆鼓囊,钓饵蚯蚓,蠕虫蚂蟥。   鹦鹉学舌,蜜蜂穿忙,蝙蝠栖洞,梧桐引凰。   蜘蛛牵补,螟蛉蛀粮,蜻蜓振翅,鸠鹏张膀。   鸥莺燕雀,蝴蝶鸳鸯,鲤鲫鲇鲸,蛙蚌螺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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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小学华文口试基本流程

考前点名:确保仪容整洁,校服也得穿戴整齐。 考前准备:考生到备考室看十分钟朗读短文和录像。 进入备考室,向注册老师问安,并双手把学生证递给注册老师,在老师验证后,坐到电脑旁; 在电脑页面输入自己的*考生证号 *密码 *考卷解锁密码。善用十分钟的准备时间,默读短文一遍,把大概意义理一遍。在看口试录像时,也要大略猜测下会话的问题。 十分钟准备时间结束后从备考室拿回学生证出来进入考场外等待 进入考场: 向考官行礼、问安说出自己的姓名及考生编号。 “老师们,早安(午安)。我是XXX,我的考生编号是XXXXX。 在得到考官的允许后,说“谢谢”,才坐下按考官指示进行口试。(口试期间除了看电脑屏幕,向考官回答问题时,要和考官保持眼神交流。) 口试结束后,向考官说“谢谢老师们”。 各个学校流程、要求、标准可能会有差别,仅供个人参考。 最新2017年口试流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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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中学水平的据说是台湾小学的语文试卷

看到一份台湾的小学语文试卷,感叹于出题者思考角度的新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知。如此考察,若学生的读书质量上不去,还真的不好过关。看过之后再想想我们所常见的试题,直白而浅显,对学生语文阅读量与语文能力的检测弱。这些题可供大家拓展思路,希望在语文学习或阅读的时候,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知识间的关联,阅读思路会更清晰,对自我成长更有启发性。 试一试你能做对几题?答案的解释在文章后面的注释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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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语的最大益处是什么?

从小学习外语的最大益处竟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孩子智力发展方面。 -王青 现在中国孩子学外语(应该是清一色学英语了)的年龄越来越小,基本上是从胎教就开始了。各类幼儿园如果不打出个“双语”的招牌,差不多就没法出来招生了。可是对于各种幼龄外语班趋之若鹜的父母们有没有客观地、独立地思考过,孩子早早地开始学外语,到底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坏处呢? 第一条“有益于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 看起来似乎平淡了一点,象一句空话,可是我列出的选项里只有两条有足够的科研依据来证明命题的成立,这是其中一条,而且是唯一能够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条。 相关的研究多出自于教育学领域,主要采用的是对比统计的方法,其数据或出自(美国等)学校系统的公开数据,或来自一些有设计、有控制的对比组实验项目,所有的研究数据都表明会两门或以上语言、或是很小开始学第二语言的学生各类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比只会单一语言的对比组好。成绩的优势从三、四年级就开始显露,一直到大学入学的SAT考试都很明显,能够高出几个到二十个百分点,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类的学科,在数学和其他科学等各个学科都有明确表现。 神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证明早期学习外语的孩子脑灰质密度明显增加。脑灰质负责人类包括记忆、话语、感官知觉在内的信息处理,灰质密度增加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智力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结论可以得出,就是从小开始学外语,对于孩子大脑和智力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进而可以帮助他们在今后的所有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第二条“能学一口地道的发音” 也是被研究证据所证明的。一个人所学的第二语言,只有在青春期开始之前(大约11-12岁)学的,才能不带口音。这一条,很多人可以从日常生活里观察到,包括汉语的各个方言,要想说的不带口音,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以前。人长大了再更换生活地点,当地的方言就说不好了。从神经语言学的实证角度出发,基本可以判定过了这个时间点以后,语言中枢的神经末梢上覆盖了一层膜一样的物质,可能是这层物质阻挡了地道口音的习得。 可是地道口音这一条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说不太适合外语学习的环境。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是在“第二语言”的学习环境中进行的,比如汉语为母语的人在美国学英语,学习者处在目的语的环境里,周围都是地道的语音。而汉语为母语的人在中国学英语的环境,被称为“外语”学习环境,周围都是汉语,孩子老师和父母的英语口音本身就是个问题,因此也不能奢求孩子学出地道的口音。所以十分遗憾,这一条明显的益处在中国的语音环境里无法兑现。 第三条“学外语的路很长,早开始才有足够的时间学成” 这个命题就开始真伪并存了,要区别对待。一方面,学成一门外语要多长时间不好界定,但是一般说7-8年总需要。另一方面,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学成了,这个也不好界定。如果看一下中国的现状,从大学生到大学教授,能够独立使用英语的比例极少,大多数显然没有“学成”。过分拉长学习的年头看来作用不大,更何况已经早到娘胎里开始了,还能怎么早呢?另外还有一类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语学习的成果不完全和时间的投入成正比,也就是说并不是学得越多效果越好的。 第四条“在人类大脑学习外语的时间窗口关闭前学成” 这个命题在科研领域是一笔糊涂账,无法得到有效证明。一般说来人类大脑有一个语言关键期,在2-12岁,错过了这个时期,语言学习就要有障碍,那些语言再也发展不起来的“狼孩”就是很好的证据。可是如果把这个“关键期”理论搬到第二语言学习里,就看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了。至少成年以后也可以学成第二语言证明了这个“关键期”似乎没有那么关键。但是这个命题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目前中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么一个普遍心态,不但起跑不能输,还怕“窗口”关了赶不上趟,于是就快成了自己吓唬自己了,拼命给孩子提早开始,还要拼命加码。 第五条“小孩学外语不费劲,比大了学容易” 孩子不费劲,证据是什么呢?往往是一些很表面的现象给人的错觉。首先,孩子学习语音地道,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他们容易学。其次年龄小的孩子,自我还没有形成,大人对他们的期望值低,一些很幼稚甚至不合适的语言现象,大人能够接受,不去计较,这样也显得孩子学习好像很容易,没有错误。但是孩子同时要学习成千上万的新知识、新概念,同时还要发展自己的第一语言,从大脑的负荷来说应该比大人更费劲。如果孩子学外语真的不费劲,那国内的父母们也就不用这个班那个班的送了,孩子自身就能像第一语言那样自己就把外语“捡”起来了。 第六条“孩子学习外语的速度快,能够尽快学成” 这是一条完全的伪命题,所有的科研结果都证明成人学习外语的速度和效率远远超过儿童,而且年龄大的儿童又比小的快。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成果和统计数据全部都在支持这个结论,年龄小的组只是在语音反面有一点不明显的优势。成人成熟的认知体系、思维能力、背景知识、社会阅历,特别是成熟的第一语言系统使得成人的外语学习效率远远高过儿童。马克思51岁开始学俄语,而且很快学到了可以在图书馆阅读原文的程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中国这些年外语教育的积淀来看,如果真是孩子学得快,现在这么早开始学英语,那么到了高中大学他们就不应该再为英语学习所困扰,应该都学成了。从成人在英语中的挣扎也可以反证在中国大大提前的英语学习年龄对于英语学习本身的改善不大。 我这里没有列出诸如“开阔眼界”、“更好地了解世界不同文化”这样一类的益处,这些是学习外语、特别是学成外语的好处,如果年龄大一些也可以学好外语,这些益处就不归从小早学外语所独家拥有,不在这里过多讨论。 最终的结论很有意思,从小学习外语的最大益处竟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孩子智力发展方面。有这样一条结论,就足以支持早学外语了。在外语要求十分薄弱的美国教育系统里,推动加强外语教学的科研佐证主要也就是这一条,但不幸的是近年来不景气的经济还是迫使美国学校大量地削减外语课程。反观中国,既然过早过多地学习外语并不能有效改善语言学习的效果,我个人就主张小学里的外语等同于“体美劳”课程就可以了。父母们也不必过于计较孩子在语言方面的细节,就当学个钢琴围棋一类的,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就足够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9ef8e5010140p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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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from affluent families more likely in IP, GEP schools

Children from higher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ir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s, as well as those that offer th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me (GEP). – Amelia Teng This was a key finding of a recent study that examined class stratification in schools and i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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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Literacy Skills Through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is an act of love. Sharing stories connects us to each other. It can develop imagination and strengthe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 Linda Fredericks Njoki McElroy, teacher and storyteller Storytelling is an act of love. Sharing stories connects us to each other. When I tell my story, it connects to your story. Several years ago, while presenting a worksh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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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与文化

不必担心儿童会因为接触不同文化而感到混淆。相反地,他们懂得分辨不同文化,并且从中获得乐趣。身为父母,应该让孩子多接触不同文化,更应该让孩子熟悉母族文化,让他们认同于母族文化身份。 -许振义 前两天在车上,女儿听到电台里传来一曲幽怨的小提琴声,冒出了一句“这是‘小姐’的歌。” 播的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我一想,没错。小家伙很喜欢中国戏曲中书香门第的小姐,而《梁祝》的中华风格勾起了她的记忆,让她联想到了戏台上这些千姿百态的小姐。她不懂得“歌”和“曲”的分别,脱口而出“这是‘小姐’的歌”,意思大概就是“这是中国乐曲”。 这并不偶然。 早在女儿出生之前,我就一直彷徨,将来跟她说话,是爸妈分头说英语、华语好呢?还是都说英语好呢?还是都说华语好呢? 朋友纷纷支招,意见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我还是听从了“全华语”派,原因很简单——我国社会主要是英语环境,不怕孩子英语不好,反倒要担心华语不行。 女儿现在三岁半了。她七个月大时我们就把她送到托儿所,后来在那里接着上幼稚园。园里老师有华人,有马来人,以中英双语进行教育。我们在家跟她主要说华语,读故事书和看电影时就根据原文,原文是英语我们就用英语。这么三年多下来,逐渐地出现几个现象。 首先,她的母语是汉语,毋庸置疑。作出这个鉴定的依据并不是她先天的种族身份,而是她后天的文化身份。她从小就在一个以华语沟通,以华语思考,以中文写作,大范围、长时间接触中华文化的家庭成长。这就解释了为何她一听到《梁祝》音乐就自然而然想起戏曲中的小姐,很显然,她对这两个文化符号进行解析,发现其中的相通之处,并把它们连接起来。 英语对她来说肯定是第二语言。如果有选择,她会选择用华语对话而非英语。但是,与我的英语相比,相信她成年之后要强一些。原因很简单,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不一样。我小时候应该是七岁上小学才开始学英语,而她从托儿所开始就用英语和老师、同学对话,还算流利。 但是,我对她的英语还是不很放心,主要是因为她受到新加坡式英语严重污染。我指的不是她的口音,有口音很正常,连美式英语、英式英语都有不同口音,不足为患。在我工作中,经常接触各色人等,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印度人、越南人,什么人都有口音,但是,只要我英语足够好,就不难从不同口音中听出个究竟。如果自己英语不够好,听力不行,再要去译解带有口音的英语当然很吃力了。 我也不担心新加坡式词汇,因为词汇很容易掌握,也很容易修正。我担心的是语法上的污染,就是我们常见的将汉语语法套用到英语中。比如前几天她跟我说“Yesterday I got go to school”,这个我肯定受不了,马上得纠正。语法上的错误如果不及时修正,习惯之后就很难改了。 小孩完全明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会自动识别对象,跟邻居、佣人用英语,跟爸妈用华语。不但如此,而且经常拒绝用英语跟爸爸谈话,甚至在念英文故事书时也得用华语念,尽管这本英文书她已经熟得可以背出几句英语原文——因为她从情感上认定跟爸爸说话只能用华语。 我可以想象,如果我一开始就跟女儿说英语,那么,她现在一定拒绝跟我用华语交谈。当今本地社会上能用母语的场合已经不多,如果再失去家庭这个最后的母语堡垒,她就会在一个缺乏母语的语言环境中长大,很难想象能把母语学好。 我有一些中国新移民朋友,由于担心下一代英语不好,从小就跟孩子用英语交谈,到孩子十多二十岁时,发现华语不行了;对母语掌握能力的不足也直接影响对母族文化的兴趣和认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对祖籍地失去好奇心。新移民尚且如此,本地人更不在话下。 儿童的吸收能力很强,归纳能力也很强。女儿有几次听到电台播放的音乐剧或古典歌剧,总会问我“是不是Cosette的爸爸在唱歌”。我爱看雨果名著改编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电影,她经常一起看得津津有味,对此剧歌曲和情节十分熟悉,甚至能几乎完整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这首歌,尽管她根本不知曲词意义。因此,她听到其他音乐剧或歌剧时,触类旁通,就觉得是“Cosette的爸爸(《悲惨世界》男主角)在唱歌”。 因此,不必担心儿童会因为接触不同文化而感到混淆。相反地,他们懂得分辨不同文化,并且从中获得乐趣。身为父母,应该让孩子多接触不同文化,更应该让孩子熟悉母族文化,让他们认同于母族文化身份。 与西方世界的华人移民相比,我们是幸运的,但需承担相对的责任。他们在当地不是主流社群,也不是主流文化;他们为了融入当地社会,只能放弃自己的母族文化。而我们身处东方社会,无论华、巫、印族国人,我们的母族文化都是本地区主流文化。我们不必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反之,我们有责任将母语和母族文化保住,才能保住自己的根,也才能保住社会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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