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文化与附属文化

平中要

许多年前，当“文化”成为一种廉价的标语张贴在各种旨在赢利的经济行为的额头上，我就觉得应该有意回避“文化”的陷阱，在其他的领域寻觅突围之路，即使失败，也不至于身陷买卖的环境中百口莫辩。十多年过去了，“文化热”也在不断趋近物质熔点的过程中逐渐减温，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许是件好事，至少有心人不必在“文化”的面具下暗度陈仓，既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权力面前裸舞，又何必扭捏于文化的遮羞布呢？同时，那些不得已在文化的战场做着迂回战斗的良心，也同样在一个被网络、博客和微博拓宽的言说环境中释放出应有的能量。不知道对于当时忙碌在文化热争论中的人们，关于文化的讨论最终以这样一种方式完结，是否在意料之中？不过，文化，终于褪去过度包装的粉饰和附着其上的语境虚热，渐渐返回经验与语义学的常态，对于文化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也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而从文化的对面望去，在文化向着学术领域返回的趋势中，文化，又再次淡出人们的视线，对于长久纠缠于文化问题——且不论这一问题是否为真——的汉语世界来说，对于汉语文化的思考，以这样的方式被再次挂起，对于我们来说，幸与不幸，总是无法自主。也许，是时候谈谈文化了。

如果问：什么是文化？那么，这就关联出一个庞大的问题和回答的矩阵，这却是我无力涉足的领域，我想观察文化存在的载体，从文化置身的时空，再到文化借以显形的实体（这其中包括人、物、秩序以及彼此之间所形成的关系）。

文化，能否独立存在？

在我看来文化无法脱离实体存在，文化，必然需要一种载体，或由人、物，或由一种人为秩序借以呈现。假如实体不存，文化，也将随实体的消失而湮没。但是，我们的经验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直觉地认为，文化，有着超越实体而存在的特性，也因为此，文化，才获得了一种持久的生命力。那么，这种超越实体的特性，又是如何在文化中生发的呢？

独立的文化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文化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骨肉，即使，古希腊文明已经中断在历史的深处。希腊文化的实体不存，文化是怎么传承下来的？

我认为希腊文化具有着一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一种脱离实体，并且脱离经验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由逻辑学以及哲学为载体的文化成果上。以古希腊文化为开端，这种独立性的文化，在欧洲的历史中不断地重现，并接续起一条文明的脉络。在我看来，正是这种脱离实体的文化特质，使古希腊文化即使在离开孕育她的母体后，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这种理性的独立性，是西方文化以及文明的主线之一。

除了理性这条主线外，还有信仰这条主线。如果说古希腊提供的逻辑和哲学成果强壮了西方文明的理性；那么，源自希伯来文明的宗教文化则构成了西方文明的信仰维度。

理性和信仰的张力，在西方的历史上，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特别强调，这种矫枉过正有着文明发展内在的要求，而在一个常态的环境中，理性和信仰间的融合大于张力。信仰与理性，都有着超验的维度，虽然，两者的交集恐怕不被一些思想者承认，或者，被一些思想者视作不相关的两个范畴。上帝与思想，前者需要信仰才能抵达，后者需要理性才能目见，而对于生活在信仰和理性之外的人们，上帝与思想都不存在。

相较于理性的独立性，信仰的独立之路艰难得多，从教会对信仰的垄断，直到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这条路远没有理性的独立自然，但是，至少今天，理性和信仰取得了相同的地位。

如果将理性和信仰同样视作文化的范畴，而两者又都因为超验的性质，具有了超越实体而存在的属性。也正因为如此，使得理性和信仰浇灌的西方文化具有了一种不凭借实体（无论是器物还是制度）而存在的独立性。

附属的文化

如果观察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之前的历史，我们无法得出任何有关汉语文化的参照结论，换句话说，在汉语文化的内部，无法产生指向这一文化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且不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这种文化自足的局面，直到汉语文化在闭关多年后，被西方的火炮惊醒。从此开始，汉语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带来了对汉语文化的持续思考。今天，这种思考仍然没有结束，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仍然没有完成。

如果比较西方文化的独立性特性，那么，汉语文化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经验。汉语文化不仅没有独立的愿望，实际上，汉语文化一直处于实体附属的地位。而汉语文化最强大的宿主就是权力，在漫长的时空中，汉语文化主要行使着权力文化的职能，只是在那些汉语权力尚未染指的时空，做着从权力的漩涡中心向外逃逸的尝试。吊诡的是，恰恰这些逃逸的努力中，凝结了汉语文化大部分的精华。这未必是创造者有意为之，倒不如说是在权力的缝隙间无意吸允自由的露水，反而滋润了灵魂中善与美的种子。

如果说前现代的汉语文化是一种实体的附属，也许这个说法让一些人感觉受到了侮辱，虽然，在这篇小文中我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我的重点是，造成这种附属文化的原因何在？

如果比较上文我提出的西方文化的理性与信仰的两个维度，那么，这两个超验维度恰恰是汉语文化所不具备的。

首先，汉语文化没有生发出西方逻辑学这样的学科——恐怕对于这一点还是可以获得共识的。而逻辑学的缺位，使得西方哲学这样的思辨思想在汉语文化中普遍失踪。我并非强调西方逻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如果是在文化比较的层面上，中西文化只有不同，而不能说孰优孰劣；但是，西方文化背后的思想方式，或者说思维工具，对于西方文化的建构，以及人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的确有着汉语文化无法企及的优势（即使我们暂时搁置这种思维工具对于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模式的核心支持，而仅仅把这种思维工具放在文化或思想的领域比较，这种差距依然明显。我在《汉语的极限》一文中提出了汉语思想止步之处，而西方思想却依靠逻辑和哲学继续探索）。而具体到这篇文字要讨论的内容，西方思想寻觅到了一条超验之路，使得理性可以无需凭借经验而独立存在。而汉语文化则没有开辟出同样的思想之路。

【稍稍多说两句，汉语思想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超验存在的可能，只是，汉语思想者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思想工具。汉语思想的载体是历史，表达方式是文学性的，这也使得汉语思想在汉语语言的尽头终止，这也就是我所谓的“汉语极限”，实际上，这种语言的极限就是汉语思想的极限。汉语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不同，关键在于汉语没有获得如西方那样的思想工具，来探险更为广阔深邃的思想空间。】

这就使得汉语思想必须凭借实体才能完成表达，而从某种意义上，汉字本身就是一种实体，在我看来，汉字就是实体世界的微缩模型（相关讨论可见拙文《命名时刻》），在这个前提下，汉语思想的存在必然是以一种附属的性质出现。

其次，汉语的宗教信仰，也同样没有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发展有所交集。汉语信仰的确有着原始宗教的发展阶段，这种祭祀鬼神文化，在商朝还是一种权力或主流文化，但是，商周之际的制度巨变，使得以鬼神为中心的祭祀转变为血缘中心，这种转变中断了原始宗教的进展。作为本土诞生的道教，本身有着汉语文化的特性，道教没有提供超验信仰，而只是勾勒出一幅超验想象（即使这种想象依旧以实体世界的经验为基础）。佛教融入汉语文化的过程中，的确对汉语思想和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在理性还是信仰的维度上，都未能产生如西方文化那样的影响和作用。

在我看来，西方的宗教信仰，具体地说是基督教，本身也经历了被理性洗礼的过程，这种结果体现在神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换句话说，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单纯是一种汉语文化可以共识的信仰，西方的信仰中就包含有理性的维度，而这种理性的维度，不仅在汉语的信仰中不存在，甚至在普遍的汉语文化中缺席。在这种意义上，上帝的超验地位，不仅是超验于经验的——如果说这一点汉语文化尚能理解；也是超验于理性的——则汉语文化恐怕就无法理解（原因在于汉语无法提供与西方的理性相对位的汉语所指）。

总结以上两点，那么，汉语文化在理性和信仰这两个维度上，都没有获得超验的可能。

【超验的可能途径究竟有多少？除了理性与信仰，是否还有其他超验的途径？虽然我无法举出其他的例子，但是，我认为还是有。而对于汉语文化而言，我可以确定是一条也没有。】

汉语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其作为一种实体附属的地位，这不能说是汉语文化的本意，倒不如说，汉语文化的附属性，使她必然要在一种附属的位置上证实自己。这就使得汉语文化或多或少受制于其所附着的实体。上文也提到了，对于前现代的汉语历史而言，权力无疑是最强大的文化宿主，虽然，直观上文化往往表现为权力豢养的工具。如果努力剥离那些对汉语文化的指责，那么，汉语文化的附属性质，才是其饱受非难的直接原因。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文化不再是权力的禁脔，文化开始与经济双宿双飞，再次证明其强大的附属生命力，文化既然可以成为权力的虎伥，也就可以充当财富的吹鼓手，而如果将财富也视作一种权力的话，那么，汉语文化，在一个被市场经济激活的世纪，依然在其附属性的宿命中轮回不止。

汉语文化的一种出路

在我看来，目前人类历史和经验都没有提供这样一种可能，即：对于文化的人为改造而能取得预期的成功。那么，我不认为对于汉语文化的改造（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在实践的层面上是可行的；而无论我们如何评价汉语文化。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认为汉语文化有着怎样的不足（比如，我认为汉语文化是一种附属文化），都无法用人为的方法纠正这种不足。文化，有着自己的时间和命数，她只会在自身的变化中变化，就像其发生和消亡一样。汉语文化的附属性，是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被发现的，我们可以说因为这种附属性，而使得汉语文化没有发生西方文化那样的历史作用；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建设一种以西方为蓝本的现代化，那么，我们就需要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寻找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具体地说，就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保持汉语文化，而同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我个人强调，现代化实现的首要标志是政治制度现代化，也就是一种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台湾的经验也许为制度和文化间的张力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当然，不能说台湾的民主完全成熟，但是，至少制度与文化间的矛盾没有想象中那样激烈）。当然，对于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也就是说，这个现代化方案中，为汉语文化设立了什么样的位置，恐怕是一个只能依靠共识解决的问题。

假设，我们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汉语文化的本来性质，即，汉语文化的附属性，我们依然可以设想，让这种附属性的文化，附着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上。这还是一种保守的估计；很难说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中，汉语文化自身不会发生改变。当然，如果汉语文化可以朝着一种我们无法估计的良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不仅是汉语文化的幸运，更是汉语子民的幸运。

但是，如果考虑汉语文化本身的附属性，考虑汉语文化中理性与信仰的缺失，这种文化他者的存在，就不能不让人思考中西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差异是不可能简单用一种价值判断，即孰优孰劣来终结的，也不可能用价值判断终结。

我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一文中提出：汉语思想的载体是历史，而西方思想的载体是哲学。而今天从中西文化的两种不同属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用西方文化的立场来审视汉语文化？而我们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汉语文化中挪移出一种积极的借鉴——假设我们就要让汉语文化获得如西方文化那样的独立性；在汉语文化内部是否可以寻觅可供开掘的资源？而使用“拿来主义”的方式，直接援引西方的文化资源，我们又该如何扬弃汉语文化的遗产？在我看来，这是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甚至恐怕也无法在这一问题域内得到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只能提出一种个人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一方案不能保证其普遍适用性），那就是尝试建立一种以逻辑和思辨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来取代——至少也是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汉语文化长久以来的价值判断式的思维方式。

这一方案能否使汉语文化就此获得了一种超验的独立性，我看不能如此乐观；但是，假如在教育领域采用一种渐进式的持续努力，这未尝不是一种良性的开端。

而汉语文化的附属性，也只是汉语文化内在的诸多问题之一，我们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认真面对汉语文化？而汉语文化是否又是我们最为急迫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文化之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