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

–周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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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本地编印的蒙学读本

在学塾年代,学校的概念还很模糊,分科分目的学习就更遥远了。那年头,所谓教本,就是传统的蒙学读本。《三字经》独占鳌头,《百家姓》与《千字文》紧跟其后,合称“三百千”,被视为三大传统蒙学读物。

《三字经》大家比较熟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几句,花甲之人并不陌生。

1832年,本地马典娘娘编写的《训女三字经》,仿照《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写成。庄钦永博士在《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中透露,马典娘娘是懂得汉文与闽南方言的英国女士Sophie Martin,在新加坡甘榜格南一带的华人教会工作,负责女子学堂的中文教学工作。《训女三字经》一开篇,就有《三字经》的痕迹:“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神之目,透人心,其省查,到深深。人何思,人何去,能神看,皆而知。尔小女,该小心,常日读,常日念。”有研究者认为,以闽南方言念读《训女三字经》,效果好些。

1902年邱菽园编写的《新千字文》,是另一册本地出版的启蒙读本。这册千字文,四字一句,完全按照传统千字文的句式编写。邱菽园于书后留言,他编写新千字文“乃专取目前常用之字仿编”。新千字文用字较为浅显,例如开篇:“天日在高,地水居卑。老翁徐步,幼孩相随。观云坐石,眼看心怡。鸟飞上下,燕子莺儿。青绿草叶,黄苍花枝。”,比诸传统《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它添了几分田园味道。

二十年代,“石叻牛车水”的永成书局印行过一本《新编声律启蒙》,是根据清朝车万育所著《声律启蒙》一书翻印。这本专供学童掌握音律的读本,按韵部编写,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的虚实应对纳入,编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初学者感受汉字的音乐美与视觉美:“千对百,两对三,地北对天南。佛堂对仙洞,道院对禅庵。山泼黛,水浮蓝,雪岭对云潭。凤飞方刿刿,虎视已眈眈。窗下书生时讽咏,筵前酒客日醺酣。”

教科书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于今岁次丙申,庚寿八十以上的老华校,运气好的当年也许同时就读两所学校,一所英校,一所华校。上午对着米字旗,歌天佑女皇;下午对着青天白日满地红,诵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这炎热的南洋小岛,人们效忠的是千万里外面西朝北的两个古老国度,一个以蟹形文表意,一个以方块字传情。

翻开1950年以前的本地华校课本,从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到国语科,熟口熟眼的几个词,少不了“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那面国旗,不是红白的五星伴月,而是“青天白日”一片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国语课灌输的是:“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红光照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行个鞠躬礼。”这是二年级课本里的《国旗歌》。商务版的南洋国语第七册也有一首《国旗歌》赞颂着中华民国国旗:“青天高高,白日照亚东,热血染得满地通红。神圣的国旗呀,我见你烈烈轰轰,立下了许多革命的战功。神圣的国旗呀,我爱你严肃庄重,表现出光明正大的国风。神圣的国旗呀,我愿你领导群众,做一个建立世界和平的先锋。”

金文泰总督查禁华校教科书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南岛沙地里的两丛灌木繁衍成一片绿洲,新加坡的华校越办越多,从1910年的8所,飙升到1929年的112所。学生人口迅速膨胀,终于招来殖民地政府的关心,1920年它端出“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了管制华校的第一步。过去华校开档,无须知会官府,新法令则明确规定,新旧学校,从学校、董事到教师,都必须向政府注册备案。注册法令是一张密织的网,不令人窒息,却失去许多自由,华校教科书的内容,终于面对了限制。

1930年,海峡殖民地来了一名强势总督,大名金文泰 (Sir Cecil Clementi)。他到任没多久,就召集中国国民党在本地的南洋支部头头到府衙开会,明令禁止国民党在本地的一切活动。接着便向教科书下手,凡是不合殖民地口胃的课本,一律禁用。三四年间,中华、商务等等出版单位过往不遇风不遭浪的教科书,纷纷受挫。据当时殖民地官方档案,1930至1934年间,有16家出版社的84种136本教科书被查禁。

民国政府的教科书南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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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政府对华校教科书表达不满之前的三几年,中国派遣到海外巡察华侨教育的黄炎培已经在报告中陈述南洋教科书的不足。他主张南洋侨教的课本,必须注入南洋的内容,方为上策。教科书南洋化的诉求上了议程,直接使用中国教科书的时代就此标上句点。但教科书“南洋化”不涉及改变国家效忠的课题,它只是意识到南洋华侨也应该认识南洋社会,认为理解南洋史地与文化对华侨子弟日后谋生有所助益,这不等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了政治意识的宣导。认同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礼赞三民主义的思想,不曾动摇,它一直存在于本地华校的教科书里,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南洋群岛的风俗、常识比中国化时期的课本有所增加,但中国内容依然是主体,地理精读中国各省的人文景观与自然形态;历史则细说中国历代编年,虽然它增加了南洋历史与人物的简说。

方吴报告书与教科书马来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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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南洋诸国各自吹响当家作主的号角,华校课本里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此时,两份官方主导的报告书先后出炉,几乎都剑指华校教科书,认为它是阻挡教育马来亚化的路障碍。

29-p46-57-002-corrected教育“马来亚化”,迅速成了新时髦。这面生气勃发的政治彩旗,呼唤着的“马来亚化”并不是单纯的教育口号,而是鲜明的政治本土化主张。1951年,英国人巴恩撰写的《马来教育报告书》所提出的“马来亚化”构想,主张废除华文、淡米尔文等方言学校,建立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导的教育体系,认为当下的华校教科书是妨碍教育马来亚化的绊脚石。这块石头,必须搬走。这份报告书发表后,马来亚大学教育系梅森教授落力呼应,力主华校教科书书应先以英文书写,再翻译成华文。

巴恩报告书出台不及半年,另一份由美国人方威廉与吴德耀所共同撰写的《方吴报告书》(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ans) 端上了桌面。方吴报告书也直言,新马华校长期使用中国课本,并不利于效忠马来亚意识的实现,因此华校迫切需要一套适合建设马来亚本土意识的教科书。

1951年6月发布的方吴报告书直接催生了本地五大书局联手经营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这是首次由官方与民间合作处理课本事宜,以统一华校教科书为终极目标。然而,统一教科书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华社的认同,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华校教师联合会、华文报章都认为有竞争才有进步,主张新课程标准出炉后,让各书局自由编写课本。

1952年,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了。教育当局与联营签约,同意它所编写的课本,将盖上官方批准的印戳。同时,当局也会致函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指示它们必须采用联营版教科书。不过,联营的五方合作却昙花一现,成立没多久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合作伙伴便告分道扬镳,中华、商务、上海、南洋书局陆续退出,由世界书局独撑局面,继续与官府合作。1953年底,第一套联营版课本正式推出,供1954年正月新学年使用。课本出版后,福建会馆属下的学校在华文报章发表看法,对《国语》课本提出了“五个优点十五个缺点”的批评,并表示它们不会采用联营版教科书。

《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与教育供应社

1955年,离开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三四年光景,林有福政府主导的立法议会成立了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华文教育委员会”,检讨新加坡华校的生存状况。1956年,《新加坡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发表了。尽管那时因《方吴报告书》建议而编写的联营版课本已经使用了一两年,华校教科书的内容依然成为关注焦点。《各党派报告书》认为,华校教科书缺乏马来亚元素,因此有必要从速修订,以达成贯彻马来亚意识的目标。

立法议会通过《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后,政府发表了教育白皮书,宣布实施小学双语、中学三语的教育体制,并确定所有学校必须统一采用以马来亚为核心的课程与课本。为此,教育当局发布了新课程纲要,规定各科课本必须按照新纲要的要求编写。这次由当局主导的变动,促成本地教科书出版商为了避免竞争、集中资源、降低营运成本而再度联手,组织了“教育供应社”。这一回,参与合作的出版商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中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世联”(世界书局与联营出版有限公司)、“上海”(上海书局)和“南洋”(南洋书局)。注册资本为一百万,实收十分之一,股本由参与合作的四方认购,最终股权结构为中商38%、世联28%、上海21%、南洋13%。

1957年教育供应社正式成立,恰逢马来半岛取得独立,马来亚联合邦诞生了,新加坡被排除在外,保持“皇家殖民地”的身份,在通往自治邦的道路上前进。这时期的华校教科书,已经从“南洋化”过渡到“马来亚化”阶段,教科书上的用语有了若干变化,南洋化时期惯用的“我国(指中国)”、“我们中国人”、“华侨”等字眼,被“马来亚”、“华人”所取代。本土思潮锐不可挡,强烈的马来亚意识迫使教科书与原本浓厚的中国意识脱钩,“爱护本邦、忠于本邦”的说法成了主流用语。

自治邦成立后中国意识从教科书退场

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的前几个月,林有福政府宣布把华文中学原有的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四二制(初中四年,高中两年),以便和英文中学的学制平行发展。这一更动,华校课本即刻受到影响。1959年6月3日,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新加坡政治迈入新阶段。新政府吹起建设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号笛,以凝聚社会共识,华校教科书长期存在的中国意识至此全身退场。新课程纲要出现了教材必须“合于本邦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凡有帝国主义、殖民地主义、沙文主义及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与本邦立国精神有抵触者不得采用”的新诉求。

1961年,自治邦政府为确保教科书符合立国精神,并且价格合理,实行了“推荐教科书书单”的做法。学校选择课本时,必须参照这份推荐书单。同时政府也制定新规矩,今后任何人要编写教科书,都必须遵照教育部的规定提出申请,批准后才能动工。教科书编写完毕,也必须呈交教育部审批,核准后才能公开发售。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不及两年便遭逐离,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于这段政治花期太短,教育的变更有限,华校使用的仍是自治邦时期的教科书。

教科书新加坡化的塑造工程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培养国家认同与国民意识的重任,主要由公民与语文科担纲。1967年,教育部颁布了公民科课程标准,以“灌输国家观念,培养爱国意识;养成服从纪律的风气;指导儿童明了多元种族及文化关系”为主要目标。学习国歌、认识国旗、介绍新加坡政治体制、外交不结盟政策、建军卫国、灌输多元文化观念的课文,普遍存在于1968年各版本的公民教科书里——“新加坡的人民,都是好兵丁;为了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生命”——这类内容,体现了新政治精神,侨民心态与效忠马来亚的思想,如东去流水,不复回头。

不同种族、宗教、语言之间如何包容共处,如何创造和谐社会成了建国首要任务,教科书已然责无旁贷。1971年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华文小学历史课本《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前言,明确点出了教科书在这方面的使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宗教容忍显然是促成国家团结的要素。所以,我们需要鼓励年轻的一代,对他人的信仰和宗教背景,抱着明智和同情的态度。”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严重缺乏生存条件,因此灌输危机意识刻不容缓,从速建军与落实国民服役成了重要政策,建国初期的教科书里,这类主题没有缺席,它积极配合国家需要,向学童灌输保家卫国的观念。

《吴庆瑞报告书》与教科书统一进程

为了实行廉政,杜绝一路来存在校方人员涉嫌利用课本贪污的问题,1965年起教育部强化了对学校选用教科书的监管力度。它规定校长必须定时向教育部报告学校使用教科书的具体情况,包括列表呈报各年级各科课本的单位价格及其全年销售总值。1968年,教育部制定新条例,今后出版的教科书必须注明编写者的名字和资料,在在显示独立后教育部对课本管制的决心。

七十年代以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上海书局、友联书局与南洋书局是本地华校教科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70年代中期,教科书市场的竞逐起了变化。新冒现的本土出版社越来越多,传统教科书业者面临了严峻挑战,结果南洋书局最先退场,中华、商务显露疲态,新进的教育出版社、泛太平洋与胜利书局后劲十足,与世界书局、新加坡文化事业以及上海书局等资深业者在这块日渐干旱的草原上并肩放牧。到了80年代初,华校的黄昏提前到点,这时华校中小学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不及百分之二十,经营华校教科书利润骤减,竞逐者越来越少,代表本土的教育出版社坐镇市场,重点转移至华文(第二语文)与其他英文媒介课本的印行——那一条路,朝着国家统一语文源流的方向。

独立后新加坡最大幅度的教育变革,发生于1979年。这一年,教育部委任了以英国RW Morris & GP Thompson教授为首的评估团检讨新加坡的课程。考察结束后,评估小组向教育部长提呈了名为“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A Brief Review 1979”的报告,为后来的《吴庆瑞教育报告书》提供了重要的观点依据。

同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笼,新加坡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年,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以英文作为主导语文的新形态,统一语文源流的大工程正式启动,逐步有序展开。为了新体系的建设,教育部成立了“课程发展署”(英文简称CDIS),开启了新加坡教科书出版的新篇章。

课程发展署是个庞大的教科书编写机构。教育部从全国各校挑选合适的各科教师调往课程发展署,全职负责编写工作。编好的教材,一律安排到若干学校试教,反复修订后才定稿。课本完稿审核后,政府通过公开投标方式让出版商竞标。这种运作模式,既统一了全国学校教材,也达成教科书为国策服务、确保教科书价格低廉,以及提升教科书质量的多重目的。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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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常识》、《自然》与《卫生》

说到常识,直到六十年代初,华校课程里还真有“常识”科。常识科是“大杂烩”,是科学知识、保健知识、做人行为与普通常识的综合体,像一杯三合一咖啡。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四年级《常识》,课文37篇,有中国和印尼简史;有麦哲伦、郑和、伽马等人物介绍;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人文地理简述;有日蚀、月蚀、火山、地震等自然地理知识;有南洋博物院、图书馆、植物动物的介绍;有公众卫生、公众安全、都市卫生的常识,最后是怎样择业、怎样做人的教材,学习范围广泛,天文地理、生物保健、道德人生都尽在其中。那个年代,常识科课程纲要里,包含了《自然》与《卫生》的内容,可以当成《常识》一科学习,也可以分拆成《自然》与《卫生》两科来学习。初小《卫生》,学的都是生活行为习惯,配上一些保健须知。到了高小,很多生理知识就进来了,从消化系统到循环系统,从骨胳到疾病,有点像小学版的《生物》。1961年左右,这几个科目被三合一,用了《科学》这新名堂。就如以前小学的《算术》,到60年代易名《数学》。

曾经读过一则短文,批评当时《自然》、《常识》等科的教学,已经流于“国语”化,意即老师教学这几个科目时,简直就是上《国语》课。我想起数月前读着五十年代上海书局出版的《尺牍》课本,在《挂号信》这篇课文里,书本的小主人黄佩萤用铅笔在空白处留下了六个字:下星期六默写。默写?原来并非语文课的专利?这样的“证据”后来又找到了一个。

话说回来,当时几个版本的低年级《自然》、《常识》教科书,文字表达读来还真有“国语”课文的味道,虽然它的内容很“科学”。《自然》课本如是介绍“风”:“大风来了,到处都是泥沙,树木摇摇摆摆,有的倒下来;小木屋摇摇摆摆,有的也倒下来。”那种句式节奏,与《国语》课文没大差别。

“白天”这个概念,是这样走进小童的世界:“白天有太阳,到处都很亮,我们可以看见东西,我们可以读书,我们可以游戏。”介绍抽象的“空气”,通过整齐的对比句式就完成了:“杯里有东西,摸得着,看得到。杯里没有东西,只有空气,摸不着,看不到。”介绍“种子”,以感性的“旅行”做为想象,植物的播种方式便印刻在小孩脑里:“种子都会旅行,有的掉下地,有的随风飘去,有的随水漂流。”1954年联营版《自然》(一下)最后一课:“吃过晚饭/月亮出来了/姐姐唱了一只歌/月儿好/风儿凉/南洋/南洋/真是好地方。”这样的课文,歌颂赞美之情流露,仿佛模糊了“国语”与“自然”的界线。

深文奥义的《尺牍》课程

有个科目名曰《尺牍》,卖的是冬瓜还是豆腐,年轻人多半不知晓。

《尺牍》,就是应用文。小学就开始念《尺牍》,今日看来,要求太高,因为它存在的年代,信件的书写还未从老旧的状态中“脱胎换骨”。学童面对用字艰深、文绉绉不易理解的字句,确实苦不堪言。看看1938年众兴出版社(世界书局)的高小《尺牍》第二册,随手拈来的例子,你多半犯愁:

“应钦同学兄惠鉴:正切遐思,忽奉朵云,展读之余,悉吾兄近来从事于新文艺。”;

“幼聆同学兄:别来数月,无日不思叔度也。”;

“兄近抱采薪之忧,想系劳神过度所致。弟固深知兄者,特献刍荛之见。”;

“自违芝范,匝月于兹。每念光仪,实无时不神驰左右也。”

私函里的“朵云”是对别人书信的敬称;“叔度”比喻人度量宽大;“采薪之忧”是得病的婉转说法;“刍荛之见”是自谦词,表示浅见;“芝范”是指高尚美好的风范。这些用词,都有典故,对小学生而言,难度高不在话下。面对深奥的文字,当时的课本编写有变通安排,在每一则文言信件之后,都附有白话语译,以协助学生理解文辞。尽管如此,死记硬背是免不了的,通过默写背诵文言式的书函,看来是那年的硬功夫。至于尺牍何年下片,尚未见具体证据,从零星资料推测,各校取消它的时间并不统一,估计六十年代初大部分华校已经停止教学《尺牍》。

小学低年级的《作法》科

我偶然从损友的小学成绩册上发现了陌生的“作法”科目。多方查询,未能解惑,后来在旧课本堆找到1958年上海书局出版的《儿童作法》,校阅者之一是当年爱同学校许钟佑校长。

从《作法》教材,终于明白当年中文的写作训练,也是从句到段,由段到篇的过程。《作法》一科,显然不是各校都有的科目。估计当时有的学校把语文的写作训练融入华文科里,有的分开,以“作法”之名登科,意在强调写的训练。

根据《儿童作法》的内页说明,这套教材共有三册,供一年级下学期到三年级上学期“学习作法之用,是小学作文的初阶”。《作法》教材的内容,包括选词填句、看图填句、看图造句、看图写文等项目。

情随景变的华文科

百年来,华校课程里的华文科,有如一阕乐章,在政潮拍打下,曲乐换了调。原本缓缓抒情解意的节奏,在最后的十几年奏出急促的节拍。百年华校各科读本,以华文科的变化最能体现华校的演变历程。

科目称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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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称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华校里的中文科,一律冠以“国文”之名,“国文”教本,自然是文言文。小学课本里数十年“青山不老”的“乌鸦喝水”教材,在1907年商务《国文》教科书里是这样行文的:“鸦渴甚,见有水瓶在庭中,欲饮之,瓶深水浅,鸦竭力伸喙,卒不得饮。仰首若有所思,遽飞去,衔小石至,掷瓶中,往返十余次,石积水升,鸦遂得饮。”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后,国语运动挟带着推广白话文的气势,北洋政府一声令下,小学“国文”调为“国语”,课文进入了白话文时代,中学则保留“国文”标签,出现文言与白话共荣的局面,直到上世纪50年代。文白更动,千里外的南洋小岛也枝附影从,跟随主流中国发展。到了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身份,马来文被定为“国语”,与中文“国语”撞衫了,但宪法高于一切,它必须让位予马来文,于是原来的“国语”在小学阶段改称“华语”,中学则名为“华文”。几年后,当局觉得“华语”有语无文,涵盖欠周全,于是小学“国语”再度易名,换得“华文”标签。

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新加坡独立后,“华文”科的变更,重点不在名称,而是“内容”,其变化幅度之大,前所未有。先是简体字被引进华文学习的领域。1969年,502个简体字正式走进教科书,却意外造成诸多不便。由于502个简体字中的78个简化字,并不包括在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所发布的2248个简体字之中,例如,“伩”(信)、“又(上)女(下)”(要)、“囱”(窗)、“臼(上)儿(下)”(貌)、“祘”(算)等“异体简化字”,因字形不同,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即刻浮现,首先是学生面对中国出版的课外读物时,因写法差异而出现认读障碍;其次是使用当时的中文打字机,也因字形笔画不同而无法操作。因此,1974年教育部废除了这批异体简化字,全盘接受中国认可的2248个简体字。

汉语拼音代替注音符号

简体取代繁体之外的另一重大改变,是1973年教育部宣布以“汉语拼音”取代“注音符号”作为汉字的表音工具。推行之初,汉语拼音被安排在一年级课程里,但后来为了解决低年级学生的汉字高遗忘率问题,1978年起把汉语拼音移到四年级学习。推行汉语拼音成为既定政策之后,1983年教育部通过有系统的科学化教材编写、严格的教师在职训练,确保老师通过汉语拼音掌握华语发音,大大改善了过去华校华文教师发音南腔北调的现象。

新应用文登场

华文教学的另一现代化项目,是大刀阔斧改革应用文。60年代初期以前,华校通过《尺牍》教导学生掌握应用文,“尺牍”退出教育舞台后,应用文便纳入华文科里。在现代工商社会,传统书信过度婉转累赘的表达、遣词用典的深文奥义等问题不时遭人诟病。1976年,教育部成立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工作委员会”,探讨华文应用文的改革,希望通过简化的格式和称呼、简白的表达方式,让应用文成为易学易写、快捷简省的通讯利器。

1977年5月,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华文应用文改革大纲》,正式在学校推行符合潮流需要的新式应用文,扬弃了陈旧的外衣、过度的谦逊客套、艰深的用语,从古老的“尺牍”跨入新应用文时代。1978年,本地中学正式放弃传统应用文的格式与表达,之后教育部的统一考试或学校的测验考查,都以新应用文模式为标准。

裸退的文言文

华校华文科最吸睛的改变,莫过于文言文的裸退。从高处俯瞰华校史,先进入眼帘的其实是一片文言文的海洋。私塾晚期与新式学堂崛起之初,五四运动还未发生,各科教材理所当然以文言编写。五四新文化运动引爆后,白话文举旗操进教育大广场,成了时代新主人,文言文只好从大多数科目中退场,最后在中学华文科的港湾停泊。有至少半个世纪,文言文在中学华文课里享有至尊地位,从初中到高中,莘莘学子都接受它的熏沐陶冶。新加坡独立后的前15年,即便是华校人口锐减、建议取消教学文言文的声音此起彼落之时,文言文在华校华文课本里也没受到严重干扰。

变化起于1983年教育部新颁布的中学(普通课程/快捷课程/特别课程)华文课程纲要调整了文言与白话文比重。它的“选材原则”规定:“以白话文为主,从41单元开始,程度好的学生可选若干篇较浅白的古典诗文”。意即程度好的学生,可在中三以后学习文言文。这与70年代以前,文言文从中一的30%,逐年增加到中四的60%相比,已判若云泥。文言文全面退出华文教学舞台,犹如风卷残云,这距离华校全面关闭,也就是三四年光景,文言文并没有拖到华校退场油尽灯枯的一天。

老华校的年代,华文科的内容与程度,与后来的高级华文与华文(第二语文)相比,自是天壤有别。传统华校的《华文》,并非纯粹的语言学习,而是饱含着厚重的文化元素与情怀。华文的教学带着赏析成分,老师往往从文学或哲学视角切入,游走句段之间,分析文章要旨与修辞着墨,层层解读作者的创作心思,因此华文教材以“文选”为核心,汲取历代菁华,不论古典文言或是现代白话,必然以经典名篇、名家之作为编选圭臬。那一代华校生自《中华文选》滴漏出的千古名句中得到启发,强化了个人的审美能力,潜移默化中提升了文化素养,课程里的这口精神水井,让莘莘学子终生受益。

华文课本蒸馏的记忆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具韵律节拍的句子是初小华文课本里的一大特色。三十多年前,我在职场上与同事谈论教材,都认同七十年代以前小学语文课本里琅琅上口的短小篇章,印在脑海,一生不褪色。回忆初小课文,随口蹦出的“大狗叫,小狗跳”;“球,拍球,拍拍球;手,拍手,拍拍手”;更早年代的:“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洒洒水,扫扫地,扫地洒水,洒水扫地,地上扫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嘻嘻哈哈,哈哈嘻嘻,揩门窗,揩桌椅,桌椅门窗,门窗桌椅,样样揩得清洁,大家心里欢喜。”单音字组成的铿锵节拍以及音乐美构建的和谐韵律,呈现了汉语声韵和美的特色。

打油诗式的《尝试歌》,也叫人缅怀:“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使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浪费。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读书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有此志。做尝试歌颂吾师,愿与大家都尝试。”短短不及二十行,“尝试”的积极性已全盘托出。

传统初小华文课本的典型课文编写方式,特别强调入门阶段的字词巩固,因此对字词的带入极为讲究,通常编写者会借助字句节奏、排比句子、重复字词等手段来达到目的。课与课之间的关联、节奏的延续,像接力般把字词与内容有机地渐进扩展,字词重复率高,对学习的巩固有大助力。1949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初级第一册的前五篇可视为典型,第一课《小小猫》:“小小猫小小猫跳跳跳”;第二课《小猫跳》:“小猫跳小狗叫小猫叫小狗跑”;第三课《小狗跑》:“小狗跑小猫叫小弟弟哈哈笑”;第四课《哈哈笑》:“哈哈笑笑哈哈小弟弟牵狗当牵马”;第五课《小妹妹》:“小妹妹骑竹马跑跑跑小弟弟骑木马摇摇摇”。这五篇课文,有字词连环出现的特点,由猫渐进带出狗、马,由跳带出跑、笑、摇等动词,押韵而节奏轻快,且字词重现,有复习效果。

那时代的华文课本,尤其是小学低年级的篇章,特别讲究句子的韵律,包括通过排比句让学生感受汉字的美。同一册第33课《回家走》:“左手牵羊,右手牵牛,回家走,回家走,爸爸等在小桥头。左手拿书,右手拿球,回家走,回家走,妈妈等在大门口。”对比鲜明工整。

复兴第二册第六课《哥哥拿着一支笔》:“哥哥拿着一支笔,什么笔?毛笔。什么毛,羊毛。什么羊?山羊。什么山?高山。高高山上山羊跑,山羊身上有羊毛,剪下羊毛做毛笔,毛笔细,毛笔好。拿起毛笔画只小黄猫。”这篇课文以词语问答接龙的方式起读,由“笔”开始接力,最后巡回一圈又回到“笔”。一篇短文,在趣味中传达了毛笔制作知识的目的。这种编写法,在过去低年级课本中经常使用。

来到中学,年逾花甲的老华校,多半还记得1965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步》这本教材,作者冯明之。冯明之,何许人,大家不甚了了,反正为了应考,必须和他的书本打交道。后来才知道,冯明之是中国抗战时期文教界的多面手,原本学医,牛津大学辅世学院院士,中国战乱的年代他到香港找生活,长期以文字为伍。南山燕是他的笔名,出版过《南明遗恨》、《夜盗红绡记》等作品。冯明之编过不少语文教材。1953年他为香港大公书局主编过一套名为《新标准高中华文》的教材。十二名编委中,包括两位本地知名文化人,一是曾任教于师资训练学院的郑子瑜教授;一是华侨中学教师、小说家丘絮絮先生。

那年代的高中华文教本,流行编年史的篇章排序,自古而今,也就注定了由难而易,先苦后甜的特点。高一课本的开篇文章,是易经《干文言》,认真是下马威,目触即满天神佛,只有饱学之士,才能深入浅出,为同学指点迷津。同学经过《干文言》、《阿房宫赋》、《牧誓》、《秋水篇》的洗礼,到了高中后期,越读越轻松,面对明清小品,自负得以为只是小菜一碟。

冯明之《新标准高中华文》的编排则恰恰相反。它不按照时代次序,而是根据篇章文字难易、思想深度作为课文编序标准。这套课本为了让学生更透彻了解古代名篇,附加编选现代作者解释或评析该文的篇章作为辅助,例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后,选了缪钺的《王国维与叔本华》;易经《干文言》之后,选了朱自清的《周易的哲学》。《新标准高中华文》叫人好感,因为它根据文章难易度编排,循序渐进,经浅滩再入深水区,回避了一下水即跌入深海的感觉。翻阅1961年版本的这套教科书,我小小惊讶――为了借教科书打广告,它居然在封底内页印上大公书局出版《大阿哥看着你》、《二十七年以后》、《太平洋风云》、《菲律宾游击队》等小说的封面。通过教科书替小说打广告,可是事无先例,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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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华文课本,更多人怀念初中的《中华文选》。它已成为一些老华校的收藏品,而且还在乎“三三制”或“四二制”版本的分别。初中三年的版本得六册,四年初中为八册。时间都漂流了四五十年,黄昏时提起校园片断,怎么人们还惦着它?我高小时翻过《中华文选》,是姐姐上中一新买回来的课本,当下迫不急待翻阅,记住了柯洛兰柯《爝火》里“一橹一橹地摇去,总有到的时候”这句。至于薛福成《猫捕雀》“哀哉!猫一搏而夺四五雏之母,人虽不及救之,未有不恻焉动于中者。而猫且眈眈然,惟恐不尽其类焉。乌呼,何其性之忍也!”这类入门文言文,就满天星斗了。那时,触摸《中华文选》沉稳厚实的封面,粗糙的纸张布满古老的线条、正文前后的作者生平和注解分析,与小学课本真是天地有别,终于感知“作者”的斤两以及文章内藏思想的分量,才知晓语文的海洋也有深浅辽阔的区别。

一两年后,我上了初中,但学校没采用《中华文选》,我把到手的马化版《华文》和《中华文选》对比,发现彼此虽有些有不少相同的篇章,但《中华文选》的篇章数量与范围明显多些广些,古今中外、世界名家的作品都包含其中。它长期在中学华文教科书市场备受青睐,正因为它是一桌营养均衡、色香味俱全的精神菜肴。九十年代,大坡大马路的中华书局歇业之际,有大平卖活动,我到现场买了一套新版本《中华文选》存念。那是蓝色的卡纸封面,《中华文选》过去草纸封面的盎然古意消失了。架上的课本,已遭书蠹注洞,孔孔穿透底,我还是张罗了一套八册带回,一本一元钱。再过十年,我书架上的中华文选丢失了一半,遭人借走,没有回头。想起三毛写过的一句话,书与牙刷,若非得借人,就借牙刷。当初没读透这句。

走远了,就更加怀念。怀念中华文选,也就顺带浮现了默写诗文的镜头。那年头,文选中的精品,老师多半择日默写,好歹得通篇连带标点灌进脑里。当时说是苦差,琵琶行、正气歌、岳阳楼记、登楼赋,连篇累牍,灯光下熬夜背诵,数十年后谈笑间能蹦出“苛政猛于虎也”之类的警句,就是文选给予的小小回报。

小结

去年岁末开始,我有幸接触了两三千册本地收藏的华校教科书,自困斗室数月,随着时间轨迹,复习百年沧桑,有小感慨,大收获。整理了华校教科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际遇,梳理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发展脉络,三万余言,题为《百年华校教科书与政治变迁》,上交国家图书馆。意犹未尽,想以比较随意的笔调,把爬梳过程遗下的吉光片羽,煮炒此文,让四个月来故纸堆里的见闻,注入些许情感,或能撩起花甲之人的若干回忆,或协助少者浏览已故的华校墓地,张望一下前人留下的文化地图。

历史需要更多人投入工作,才能千花盛开。一枝独绽,其实不是风景。华校已经过去,它的斤两曲直,正待有心人入内挖掘,这方框里有太多材料让人思考,可借此检视我们的作为,是否仍有补强的必要。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华文的新状况,迫切需要新教科书完成任务。又过去了三十余年,教科书结出了什么瓜果?路人心中一把尺。旧教科书是否能帮补、仍留存若干可供参考的残余价值,还是它不过是待化成灰的故纸堆?这自是一道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