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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母语还是强势的通用语言?

–昭杨 最近,意大利宪法法院针对米兰理工学院百余教师对学校的行政诉讼做出裁决,规定大学教育应该优先使用本国语言。这项诉讼缘起于2010年该校的一项规定:该校所有的研究生项目将全部使用英语教学,意大利语将不再是教学语言。宪法法院认为:大学教育应当是意大利语优先,意大利语在传递文化遗产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教育平等意味着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学习英语。 米兰理工学院的官司在欧洲并非孤例,2013年法国社会各界也曾针对一项扩大英语在高等教育的应用的国会提案发起激烈辩论,这个提案以推动国际化和推动大学自主为名,试图打破1994年《杜邦法》对法国大学教学语言的限制,允许各大学自主开设全英语授课学位。此次“语言战争”最后的胜利者还是本国语言,最终通过的法案同样强调其他语言只能作为法语的补充,只有跨国合作培养或外国学生法语水平不足等几种例外情况才能使用全外语教学。 意法两国各自的语言争论表面上均以母语的胜利告终,但明眼人可以看出,意大利语和法语在其本国大学都需要法律来保护已经反证了英语在大学教育领域的强势地位。英语为何在大学教育领域获得如此强势的地位,以至于引发欧洲大国的不安?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美国经济、科技和学术的发达,但直接原因却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欧洲大学对外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在频繁的人员和思想交流互动中,英语在很多领域获得了类似中世纪拉丁语的地位。本学科前沿文献由英语写成,学术会议用英语交流,为了知识传播和交流的便捷,英语从科研的准官方语言升级为教学通用语言是必然的要求。而越来越多的大学使用英语又强化了滚雪球效应,巩固并扩大了英语的优势,这自然对欧洲本国语言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产生冲击。 从全欧洲的范围看,意大利和法国已经是对本国语言保护较好的国家。因为法国和意大利在很多领域特别是人文艺术领域有独到建树和话语权,所以英语对这些学科的影响并不大。但英语对经济管理、基础科学以及工程领域影响仍然不容小视,比如今天法国大约30%的工程师学校和80%的商学院是用英语教学。对于面积相对较小母语并不强势的欧洲小国,出于提高本国师生的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大学排名的考虑,甚至出现大学里英语完全压倒母语的情形。最典型的例子是荷兰,荷兰大学全英语授课的学位课程达到60%,其中涉及硕士学位的课程英语授课率则达到70%,甚至有3所大学提供的硕士课程全部使用英语教授。荷兰大学的英语学位项目甚至吸引了不少不愿支付英国大学高昂学费的英国学生前来就读。 英语授课的支持者认为,在大学专业教育中使用英语有多重好处。不但有利于师生了解国际学界的科研前沿,快速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利于更广泛地吸收外国优秀师生的加入,促进对外交流和合作。目前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高校均高度重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留学生(中国、印度、韩国、印尼等),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不少英语授课项目,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的留学生财力充裕,可以带来学费收入,也有利于欧洲大学在亚洲树立良好的形象。 反对英语授课的观点以意大利宪法法院的判决为代表,强调了母语授课在文化传承和维护教育机会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法国社会学家认为英语水平正在成为社会品位和区隔的象征。拥抱全球化的欧洲精英阶层有为子女创造优越的英语学习条件,如就读学费高昂的私立双语中学,从小就前往英语国家游学等,这些是平民阶层所无法企及的。在大学用英语授课和考核,等于变相强化了精英阶层的优势。另外英语授课的效率也遭到质疑,一方面,非英语国家高校可能会在同质化的模仿中丧失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文科领域,英语充当教学语言往往会让师生丧失对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和微妙运用的能力,荷兰已有多名文科教授为此提出抗议。 英语优先还是母语至上?正在迈向国际化的国家迟早都要面临此问题。无论采用哪种教学语言,在公平的基础上推动开放,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保持特色方为真正的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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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终汉语盘点

在语词潮涌中感受时代温度 ——“汉语盘点2016”评选活动结果评析 — 叶军   12月20日,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联合主办,众多网友共同参与的“汉语盘点2016”活动结果揭晓。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活动,“汉语盘点”在探索中迈进了第二个十年,随着“规”“变”“小目标”“一带一路”四个年度字词的新鲜出炉,我们也开启了“以字词描述2016年的中国与世界”的语词之旅。   盘点2016年的各类语词,年度字词、流行语、新词语、网络用语交织汇聚,构成了独具特色的2016汉语语词生态。这其中,有几个变化耐人寻味,令人鼓舞:   “年度国际词”首现中国面孔。2016年,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作为一项旨在推动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国际倡议,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国际共识逐步达成,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标志性项目对接落地,“一带一路”也因此被网友票选为“年度国际词”。这无疑彰显了中国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众日益强大的民族自信心。   “年度十大流行语”彰显中国视野。2016年,长征精神、“两学一做”、杭州G20峰会、南海、里约奥运会、脱欧、美国大选、亲信干政、天宫二号、阿尔法围棋入选“年度十大流行语”。审视这十个词语,我们必然为一种充满自信与自省、具有中国气度的宏大视野所触动:长征精神所强调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两学一做”所带来的脚踏实地、务实求新,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提供了行动的信念与支点;而杭州G20峰会、南海、里约奥运会、脱欧、美国大选、亲信干政,则反映了国内与国外、内政与外交众多纷繁复杂的重要信息,看似各自独立并无关联,实则其中的错综复杂、云谲波诡却考验着中国智慧,同时也凸显了中国自信;至于“天宫二号”和“阿尔法围棋”更让我们深切体会到科技的高度、深度与广度,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令人惊叹,而中国在空间探索领域的长足进步更让国人自豪。   “年度十大新词语”反映多维世相。新词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能够直观、快速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最新变化。2016年的“年度十大新词语”纷繁沓来,涉及政治、经济、娱乐、体育、科技、网络、生活、法律等各个领域:“两学一做”、冻产、表情包、洪荒之力、阿尔法围棋、网络大电影、摩拜单车、山寨社团、吃瓜群众、闺蜜门,裹挟着热气腾腾的世相百态扑面而来,散发着蓬勃的时代气息。其中既有88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庄严承诺,也有奥运健儿傅园慧的率真幽默;既有吃瓜群众的围观评判,也有牵动国际油价的冻产策略;既有撼动韩国政局的“闺蜜门”,也有震惊人类社会的阿尔法围棋。其实,无论是网络大电影、摩拜单车还是山寨社团,在热闹的同时,还需要秩序与监管,守住底线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通用的底色。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充满正能量。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十大网络用语总体上充满阳光向上的气息,不用说“洪荒之力”“定个小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是“葛优躺”“辣眼睛”“老司机”“蓝瘦香菇”“吃瓜群众”“全是套路”“友谊的小船”“厉害了我的哥”,也都饱含着对生活诙谐的调侃与热爱,充满正能量。这应该是近年来中国网络生态建设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昭示了中国网民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回望“汉语盘点”11年的语词之路,活动首创时确立的“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宗旨依然鲜活如初。回味曾经的年度字词——“炒”“涨”“和”“被”“法”“油”“债”“争”“乱”“衡”“和谐”“民生”“选举”“反腐”“全球变暖”“金融危机”“正能量”“改革开放30年”等,众多字词汇聚成一条属于中国的语词的河流,记录了当代中国的变迁,承载了中国与世界的诸多大事小情。四季冷暖,世间百态,皆在字词之间,在语词的潮涌中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温度。相信“汉语盘点”活动必定有一个更加充满生机的新十年。 汉字的年度盛宴——2016汉字文化圈年度汉字评选纵览 — 刁晏斌   每到年终岁尾,人们总要总结一年的得失成败等,而在汉字文化圈及相关区域,也有一项这样的活动,用新加坡《联合早报》年底汉字评选活动的名称来概括,就是“字述一年”,即由民众选出一个汉字来概括某一国家或地区一年里的社会焦点及民众的深切感受等。现在,这一活动超越了国家或地区的范围和文字本身的场域,演变成一场跨境汉字使用者的年度文化盛宴。   12月12日,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揭晓年度汉字“金”,这也是“金”字第三次当选日本年度汉字。   一般认为,年度汉字评选源自1995年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组织的“年度世态汉字”评选活动。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我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也都陆续举办了这样的评选活动。   今年已经评出的结果是,日本的年度汉字是“金”,马来西亚是“贪”,新加坡是“忧”,台湾是“苦”,而海峡两岸年度汉字则是“变”。   在诸多年度汉字评选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评选活动,这就是自2008年起由海峡两岸媒体共同组织,两岸民众共同参与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该活动被誉为“海峡两岸参与民众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今年两岸民众总投票数再创新高,达735.49万票,“变”字以39.53万票,从40个入围字中脱颖而出,最终当选两岸年度汉字。   作为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国家,韩国虽然没有与上述各个国家或地区相同的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但也有一项相关、独特的评选,这就是评选四字成语的年度词。该国《教授新闻》周刊从2001年起,由全国各大学不同领域教授组成委员会,提出22个能反映韩国社会现状的代表性成语,再从中选定5个,以问卷形式交由全国教授投票决定排名。2016年评选的成语为“君舟民水”,语出《荀子·王制》,原文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015年居首位的是“昏庸无道”,2014年则是“指鹿为马”,此外像“倒行逆施”“举世皆浊”“民贵君轻”“藏头露尾”等也曾当选。   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而年度汉字等评选活动及由此所反映出的社会脉动,正是汉字文化属性的突出表现。   “一字一语素”的特点,使得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实现“一图一义”这一奇异表达效果的文字。在一年一度的汉字评选活动中,中华儿女为汉字是地球村独一无二仍在使用的人类古老文字而倍感自豪。   不同年份的年度汉字连缀起来,写就了一部社会生活史。比如,从2008年起,“台湾代表字大选”评选出的年度汉字分别是“乱”“盼”“淡”“赞”“忧”“假”“黑”“换”和“苦”,这一汉字的链条构成了近年来台湾社会的简明发展史及民众心路历程史。   对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社会、文化研究者等而言,年度汉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民风、察世情的窗口,由此可以准确把握社会的脉搏,特别是抓住社会生活的薄弱环节,进而消解社会和民众的不安与不满情绪,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及和谐稳定。因此,这样的活动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意义和价值。   对于汉语言文字研究者而言,这一跨境的年度盛事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鼓舞:汉字不仅仅属于中国,更不仅仅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她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她不仅在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根深蒂固,青春永驻,而且早已走出国门,在更广阔的领域和范围传播思想、表情达意、描绘现实、记录历史,服务于更多的社会和民众。   年度汉字评选活动给了世界东方汉字文化圈十几亿人一个惊喜,他们欣悦地发现,从上古走来的汉字给新世纪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情舆情的令人惊艳的视点。无数人在获悉本地域年度汉字后慨叹不已,不禁对社会生态浮想联翩,对其未来走势细细思量。年度评字已成相关地区暮岁时节社会生活的一抹亮色。 “花式”汉语盘点 多元文化盛宴 — 张欣   语言是感知社会最敏锐的触角,是反映世间百态、折射时代光影的多棱镜。近年来,汉语的年度盘点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蔚然成风,影响日盛。在2016年行将远去之际,全球华人文化圈、港澳台地区、全国各地、各级机构的汉字评选活动风起云涌,“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在个体表达意识觉醒的互联网时代,“网络新词”“十大流行语”等推选与投票活动充分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年度汉语盘点成为新时代下的语言年俗与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典。   年度汉语盘点以鲜活的形态记录着时代、文化的递变轨迹。在今年的汉语盘点活动中,来自各类机构的“花式盘点”也呈现出不同的资源禀赋,既有以搜索引擎、输入法为助力的数据派,也有以语言文化分析见长的学院派,大家监测路径各异、观察视角多元,形成了各自的独家特色。   而一年之中,可圈可点的流行语热点可谓此起彼伏、数不胜数,如何在信息洪流的冲刷下把握语言变化的脉动,找出怎样的一个字、一个词来为这一年“代言”,尤为考验评选机构的选择力。   年度汉语的评选过程,如同大浪淘沙、矿中取钻,入围的字词无不经过诸多博弈考量。说到底,年度盘点并不是信息容量的比拼,而是郑重筛选之后的精心组合。今年,各类汉语盘点活动之间纵横交织,既有相叠之处,也有各自偏重,决胜的关键则在于“评”的权重、“点”的升华。   好的评点能够摸清吃透人们语言表达中潜在的逻辑脉络,在纷繁琐碎的个体话语集合之上,凝练出观察社情民意的整体性视角。而一些“走量不走心”的评点,则在对大量不知所云的网络流行语的盲目堆砌之下,引发人们的审美疲劳,观之难免味同嚼蜡。   汉语盘点的命意所在、旨趣所及,其情感含量与民生含量,同样锁定了盘点活动的品牌与格调。伴随着数据科学的崛起,语言观测以年度为界,量化工具越来越多,背景更广阔,参照更丰富,汉语盘点更加不能浮光掠影、坐井观天,而应担当起时代瞭望者的角色,向更深广处挖掘,延伸出新的文化价值,形成真正的品牌影响力。   正值一年岁末时,人们对于新旧交替的感受最为强烈,在盘点中进行回顾与展望,已然形成一种仪式性文化景观。各类汉语盘点活动借助语言的力量引导人们理性思考自身、社会、国家以及世界,这是对过往记忆的再触摸,也是对当下状态的再认识,更是对未来生活的寄寓和期望。   国运兴则语言兴,国势强则语言强。随着中国方案、中国文化、中国精神逐渐影响世界,汉语盘点也成为世人关注中国与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期盼各类汉语盘点活动能够在践行传承中华文化、凝聚汉语文化向心力、记录时代变迁与感悟的文化使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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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语的奇特使用现象

–黄昫龙 新加坡华语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环境﹑政治、种族、文化、网络和科技的影响,出现了非常奇特的语言现象。在这种种的因素长期的影响下(长期独特的语言生态),使发展至今日的新加坡华语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华语,姑且称之为“现代新加坡华语”:一种多语混合的奇特华语、一种极度偏离语言规范的华语。请看以下这几组极为普遍新加坡华语偏离规范现象的表现例: 等一下我要搭shuttle bus到MRT Station那边的银行拿点钱,你要不要我顺便帮你去KFC买一些fried chicken回来? Bro,有什么事,你打Handphone找我好了,还有不要忘了给我那天我向你要的Project Drawing,please 记得email给我啊。 “我认为上午7-9点这段时间从兀兰到樟宜机场还是乘搭MRT比较好,因为开车的话,除了要付ERP的昂贵路费之外,还得要避开CTE和PIE日常的繁忙交通,必需得从SLE直走转入TPE,通过长长一整排的HDB之后,then再驶入PIE then再切入ECP直走才可以比较通畅地到达飞机场的T3”。 笔者认为,过于多的英文简称掺杂在华语里面对彼此的沟通设置了障碍。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来说,往往在无意中造成些许困惑,不利于沟通。类似的华语在新加坡使用可能不会影响交际,但却不利新加坡华语的长期发展,从而影响与普通话接轨的努力,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在句子中掺杂英语,直接以华语来表达就好。 这里再举两个很有趣并且每天都会发生的普通日常对话(严重偏离规范的例子),那就是新加坡居民在传统型kopitiam咖啡店(小型饮食餐馆)与店主或助手的对话,多语掺杂,是很有本土特色,然而初来乍到的外地朋友,没在这里生活过,简直就是鸭子听雷,不知所云,更别说理解了。 店主/助手:来,要喝什么水(饮料)和什么(食物)? 顾客:kopi-O kosong(不加糖的黑咖啡)一杯、teh冰(冰冻的炼奶茶)一杯、teh-C(淡奶茶)一杯、kopi“秀逮”(少糖的炼奶咖啡)一杯、Holick(好力克牌麦芽饮料)一杯、“钓鱼”(中国茶)一杯、“Bandung曼隆”(冰冻淡奶玫瑰露饮料)一杯、“tarc kiu踢球”(美禄牌的巧克力饮料)两杯、“lao hor老虎”(啤酒)三瓶和一杯白开水,再来十片kaya(蛋黄椰奶甜酱)牛油 roti(面包)和鸡蛋(烫到半熟的鸡蛋)。 店主/助手:roti要beng(烤)(b 声母用汉语拼音eng韵母用英语拼音结合来读)还是要chway(蒸)(读“催”轻声)?鸡蛋要几粒(个)?你的开水是要烧(热)的还是冷(凉)的? 顾客:要beng(烤)的。鸡蛋十粒(个)。水要烧(热)的。 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新加坡年轻华人这么说: “teruk sia!学华语又‘凶’、又‘显’、又没用,then还要我学,really浪费时间leh!” (按:teruk是马来语,表示很艰难或严重的意思、“凶”是闽南语伤的音译,这里指很辛苦,费神费力,很累人的意思、then(然后)和really(这里指实在)是英语。) 确切地说,以上这几个例子正是目前新加坡华语普遍的使用情形。像这样的用语,在新加坡并不少见,其实它是大部分新加坡人或长期住在新加坡的人说话的一种方式和习惯。与国人生活息息相关,已进入新加坡人的思维世界。华语、方言、马来语、英语和大量的英文缩写参杂其中地运用,对本地人来说可能有人觉得问题不大,但对初到本地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出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况。 从这几个例子看出,现今的新加坡华语已呈现严重的偏离规范状态。并认为其产生的影响是多面性及连锁性的。 笔者相信,语言严重地偏离规范,所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同时也是一堵在沟通上的“障碍之墙”,极可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造成影响。比如,它可能间接地影响到国家之间交往的流畅性、商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便利性、人民之间文化传播的简易性。换言之,好的语言是一道能与各方传情达意的桥梁、是一条思想交流的通道,更是促进文化了解的双向交通,它使正确信息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不必要的误解大大减低。就如中国北京华文学院副院长、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华文教育研究院院长郭熙教授所说的:“语言是交际工具,但也是一种资源;对于国家来说,它的资源性则更加明显。在我看来,华语正是新加坡的一种可利用的国家资源,而并非只是华人的母语。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打造双语华人社会,对新加坡来说应该具有战略意义。” 倘若新加坡华语的普遍使用乱象没有受到及时和适当的控制,则今后维护与传承新加坡华语的完整性与特有性、与新加坡以外的汉语人士交流沟通等等,都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新加坡华语只适用于本地,那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使用一种难以与人沟通的华语,而且花费十几年大好时光去学习,这种做法无异于因噎废食,削足适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政府、学校、各类媒体、华社社团组织、家庭)严加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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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更聪明

— YUDHIJIT BHATTACHARJEE 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会说两种,而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实际好处颇为明显。但近年来,科学家开始证明,双语能力能带来更加根本性的优势,不只是可以和更多人的交谈那么简单。事实证明,双语会让人变得更聪明。它会对大脑产生深远的影响,提升和语言无关的认知能力,甚至能预防老年失智症。 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双语能力的看法和对它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认为,从认知上来说,第二语言是一种干扰,会妨碍孩子的学业和智力发展。 他们认为它是一种干扰没有错:大量证据表明,对一个双语者来说,即便只使用其中一种语言,他大脑里的两个语言系统也都是活跃的,进而造成一个体系妨碍另一个体系的情况。但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干扰与其说是一种障碍,比如说是隐性的幸运。它会迫使大脑化解内部冲突,让思维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又能够增强认知能力。 比如,双语者似乎比单语者更擅长解决某些类型的智力题目。在心理学家埃伦·比亚利斯托克(Ellen Bialystok)和米歇尔·马丁-李(Michelle Martin-Rhee)于200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双语和单语学龄前儿童被要求将电脑屏幕上蓝色的圆形和红色的正方形分别放进两个数字箱里——一个有蓝色正方形标记,另一个有红色圆形标记。 在第一项任务中,孩子们必须根据颜色对图形进行分类,把蓝色的圆形放进标有蓝色正方形的箱里,把红色正方形放进标有红色圆形的箱里。完成这项任务时,两组孩子都比较轻松。接下来,孩子们被要求根据形状分类,这项任务更难,因为它要求将图形放进标记的颜色和图形颜色冲突的箱里。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双语孩子的速度更快。 来自大量这类研究的证据共同表明,双语经历会提升大脑所谓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一个命令系统,指挥我们用来规划、解决问题和完成其他各种各样对智力有要求的任务的注意力过程。这些过程包括忽略干扰、保持注意力集中、随意转移注意力和在脑海中储存信息——如一边开车一边记住一连串的方向。 为什么两个同时活跃的语言系统之间的争斗会改善认知的这些方面?直到最近,研究人员还认为双语优势主要来自抑制能力。它可以通过压制一种语言系统得到锻炼:这种压制被认为有助于训练双语者的大脑在其他情况下忽略分心的事物。但这种解释似乎越来越不充分,因为研究表明,甚至在不要求具备抑制能力的任务上,双语者表现得也比单语者更好,比如用一条线将页面上随机分布的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连起来。 双语者与单语者之间的关键差别或许更为基本:观察环境的能力更强。“双语者不得不非常频繁地转换语言——可能用一种语言和父亲对话,用另一种语言和母亲交流,”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Pompeu Fabr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阿尔贝特·科斯塔(Albert Costa)说。“它要求像我们在开车时观察周围环境一样追踪四周的变化。”在一项对比德语-意大利语双语者和意大利语单语者在观察任务中的表现的研究中,科斯塔和同事发现,双语实验对象不仅表现得更好,而且观察时使用的大脑相关区域的活跃程度较低,这表明他们的观察效率更高。 双语经历对大脑的影响似乎会从婴儿时期一直持续到老年(有理由认为这可能也适用于在生命的后期学习第二语言的人)。 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国际高级研究学院(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的阿涅斯·科瓦奇(Agnes Kovacs)对比了从出生就接触两种语言的七个月大的婴儿,和在一种语言环境下长大的同龄婴儿的表现。在最初的一组试验中,婴儿先听到了一段音频提示,接着在屏幕的一侧发现了一个木偶。两组婴儿都学会了在想看木偶时,看向屏幕的那一侧。但在后来的一组试验中,当木偶开始出现在屏幕上相反的一侧时,接触双语环境的宝宝很快便学会了将期望的眼神转向新的方向,而其他宝宝却没有。 双语能力的影响还会延续到暮年。在最近对44名老年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神经心理学家塔马·高兰(Tamar Gollan)为首的科学家发现,双语程度更高——通过每种语言的相对熟练水平来衡量——的人比其他人更能防止失智和其他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症状出现:双语程度越高,出现的时间越晚。 从来没人怀疑过语言的力量。但谁会想到,我们听到和说出的语句可能会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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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英文跟特朗普通话”看中文断词

“蔡英文跟特朗普通话” —- 这句话乍看之下,以为是英文跟普通话有什么特别瓜葛。细看下去,好像是蔡英文跟特朗说了什么普通话,可又说不通。再分析下,应该是蔡英文跟名叫‘特朗普’的人通话,‘特朗普’特指一个人,这人是谁呢?搜网络,找到川普,也就是Trump,美国候任总统。绕了一圈终于闹明白。‘特朗普’是中国大陆的标准翻译,川普是海外的普遍翻译。 当蔡遇到英文的时候,英文变成了名字,当特朗遇到普通话的时候,特朗普变成了名字,普通话变成了通话。看来汉语断词在越来越多专属名字和外来语出现后,变得越来越容易迷惑读者了。这里举几个例子: 夏洛特烦恼 郭敬明天见 奥巴马上来 金正恩仇录 拿破沦落史 范冰冰糖葫芦 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朋友 木兰代父从军,马尔代夫旅游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西风东渐大潮中,汉语也迎来了对自身的改革。其中一个改变就是系统化地引入了西方的标点符号,把文章按照作者的原意断句,避免了读者对原文的误解,方便了阅读。胡适在一九一六年的八月写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全面阐述了他对句读以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成了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 一百年后的今天,随着汉语自身的发展及在海外的推广,汉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样,汉语使用者的语言水平跨度也变得更广。在这种情况下,汉语需要做一些改变,让汉语可以更精细、准确和容易地表达出作者本来的意思,让读者能更准确地理解文章的原意。在写作的时候由作者直接断词,可以作为让汉语更精细化的努力之一,虽然断词相对断句,出现的问题频率少和歧义对理解影响小。 过去的写作,碍于书写和篇幅的局限,要作者直接断词是费时费力费钱的事情。随着电脑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现在可以相对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引入一个断词符号,在输入文章的时候直接写入文章。 从读者角度,断词是个小问题,但如果要系统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和实施,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汉语工作者对断词重要性的重视,同时集思广益,共同让汉语变得更精细、准确和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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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历史及来源

中国古时候有没有标点符号? 占主流的说法,是没有。但也有不同的意见,说有。我们多数人长时间里,受的是“没有”派的影响,还找到了或者说推测到了“没有”的理由:古人的书写材料过于珍贵。这也不是毫无道理。你想,无论是早期的竹简、木简,还是稍后的布帛,加工都很不容易,竹片儿上、丝帛上的空间,自然是能省就省,能多写一个字,就多写一个字,让标点符号占个地方,不划算。 “有”派的意见也不能不听听,因为也并非全无道理。有的专家指出,汉语标点史可以溯源到甲骨文时代。甲骨文的书写者,是使用线条和间空来作为分词分段的手段的。狭义的标点,指有明确书写形态的标点,广义的标点,还应包括没有书写形态的方式,如间空啦、分段啦,等。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完善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产生初始阶段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它记载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标点符号就逐步的产生了。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这称为句读(音jù dòu,古文语句中的短暂停顿。句是语意完整的一小段,读是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的更小的段落)。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古书皆为竖排)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二、发展成熟阶段 我们现在所用的标点符号,源头在欧洲。西方文字在公元8世纪以前,只用句号。8世纪以后,慢慢出现了冒号、分号等,但使用都比较随意,没有严格的使用规则。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德·曼努齐在原有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又创制了部分新的标点符号,并规定了所有的标点符号的固定用法,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才系统化、规范化。 鸦片战争以后,新思想传入,西洋标点也跟着进来了。 第一个从国外引进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的学生张德彝。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张德彝是第一批英文班学生中的一员。 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退役驻华公使浦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张德彝也成为随团人员中的一名。张德彝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到了哪个国家,都喜欢把当地的风景、名物、风俗习惯都记录下来,以“述奇”为名编成小册子。在1868年——1869年期间,他完成了《再述奇》。这本书现在称作《欧美环游记》,其中有一段介绍西洋标点的,云:“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虽然张德彝不是在有意识地向国内知识界引入标点,甚至带有反对的口气,觉得这些标点繁琐。但是却在无心栽柳的过程中,为中国语言符号的发展带来了新风。 至于标点符号的提倡和使用,则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事了。 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之东渐越来越甚,西文也为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熟悉,其标点符号之方便,也时时刺激着大家的改革热情。 1897年,有个叫王炳章的广东东莞学人,取中国原有的“圈”和“点”,及西文中的“句读勾勒”,草拟了10种标点符号。由于合乎实用而有人接受,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欢迎并应用。 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的著述。 五四运动前些年,不少作家已经开始使用新式标点。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对推广应用新式标点符号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于1918年5月,在《学艺》杂志上发表《标点之革新》一文,介绍西洋标点符号10种。 标点符号是怎么产生的 – 红叶 – 日知斋 同年5月起,《新青年》杂志就全部采用白话排印加上新式标点。它的影响很大,不到半年就有四百多种报刊仿效。由于当时的出版物多采取直排方式,于是使用者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中国式”调整。 1914年,胡适就在日记里创造了一套自己使用的“句读符号”:单直“?”,双括“(())”,提要号“~~~”等。 1916年8月,胡适应《科学》杂志的邀请,在自己日记基础上增改写成《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全面阐述他对句读以及文字符号的理论思考,成了新式标点的奠基之作。 1919年4月,以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在内的六教授,极不愿看着“现在的报纸、书籍、无论什么样的文章都是密圈圈到底,不但不讲文法的区别,连赏鉴的意思都没有了”,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他们提出了《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1月底,胡适对上述方案作了修改,把原方案所列符号总名为“新式标点符号”。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批准了由北大六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成了语言文化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笔。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发展和推广使用标点符号中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力、物力、技术工作各方面帮助国民党恢复和建立秘书工作,帮助秘书改革,开始使用标点符号。1924年4月4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记录》记载:会议通过了公文使用标点符号的议案,即〈关于本党印刷公文、书籍所用圈点之议案〉。从此国民党机关上下行文中就经常使用标点符号了。这是第一次官方出面规定使用标点符号。第二次见于解放区人民政府的文件,即1949年2月制定的《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处理暂行规定》,在公文格式中规定了公文一律加标点符号。当时规定一般使用11种标点符号。即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单引号(「」)、双引号(『』)、省略号(……)、括号“()”、(?)、惊叹号(!)、句号(。)。这是一些常用的标点符号。各级政府不论上下行文或平行文,都必须使用标点符号。至此标点符号已比较成熟。 三、定型普及阶段 标点符号的定型普及使用阶段,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办法》。当时公布时规定了14种: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括号“()”、引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书名号(《》)、专用号(—)。 四、完善提高阶段 经过30多年的实践应用,书写排印已由直行改为横行,标点符号用法也发生某些发展和变化。 1990年3月国家文字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行了《标点符号用法》。由原来的14种改为16种,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号(·)两种。随后又经部分修订,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规定常用的标点符号有16种,分点号和标号两大类。 点号的作用在于点断,主要表示说话时的停顿和语气。点号又分为句末点号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用在句子的结尾,有句号、问号、叹号三种,表示句末的停顿,同时表示句子的语气。句内点号用在句子中间,有逗号、顿号、分号、冒号四种,表示句内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 标号的作用在于标明,主要标明语句的性质和作用。常用的标号有9种,即: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号、间隔号、书名号和专名号。 标点符号的位置也有讲究。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居左偏下,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引号、括号、书名号的前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末,后一半不能出现在一行之首。破折号、省略号都占两个字的位置,中间不能断开。连接号和间隔号一般占一个字的位置。这四种符号的位置均居中。着重号、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下边,可以随字移行。 如果是直行的文稿,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横行文稿有所不同。句号、问号、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放在字下偏右处。破折号、省略号、连接号和间隔号放在字下居中处。着重号标在字的右侧,专名号和浪线式书名号标在字的左侧。直行文稿的双引号和单引号要分别变为“﹃﹄”和“﹁﹂”。 标点符号已经成为书面语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又创造了几种书写符号:即文尾号(o)或(□),用于一篇文章的结尾。多见于杂志。这些新的书写符号已约定俗成,被普遍应用。这标志着标点符号的不断丰富完善。 值得一说的是,国人对于标点符号的引进,也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与西方使用的标点,有几处明显的不同:①句号用“。”,不用“.”。这个圆圈圈,是国人使用了多少年的东西,既熟悉又醒目,比西文的那个小点点,好得多。②引号用『』和「」,不用““””和“‘’”。这是为了适应竖排文字的特点。时过境迁,随着我国文字绝大部分横排,引号也就跟西文的趋同了。③西文的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用大写字母表示,汉字没有这种标记,所以要有人名号和书名号。 此外,二者的区别还有:汉语破折号占两个汉字的位置,英语破折号则只占约一个汉字的位置;汉语省略号为六个连点(也可以说成“两组三个连点”),且上下居中,英语省略号则只有三个连点(也就是“一组三个连点”),且居于下方;汉语连接号有“长横”(——)、“一字线”(—)、“半字线”(-)和“浪纹”(~)之分,前三者分别占两个汉字、一个汉字和半个汉字的位置,英语连接号则只占字母m宽度的1/3(–);等等。 汉语里有些标点符号在英语里是找不到的,如顿号、着重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等。在汉英翻译时,顿号常处理成逗号;着重号在汉语里表示强调,翻译成英语时常将被强调部分的文字用斜体或粗体表示;汉语间隔号用于外国人名或某些少数民族人名。在英语中,因为是直接用空格将人名各部分分开,用不着间隔号;汉语书名号翻译成英语时,只将相应部分变成斜体;汉语专名号用在人名、地名、朝代名等专名下面,它只出现在古籍或某些文史著作里面,英语里相同情况下则不用任何符号。 标点符号是怎么产生的 – 红叶 – 日知斋 据此说来,汉语的标点符号也是有模有样地持续了数千年,怎么能说没有呢?能想到的解释是:这些标点符号虽然不绝如缕,但实行的范围太小,不够普及,绝大部分的书籍,还是没有任何标点的。还有一点,也不能不提及,那就是“句读”之类的标点符号,长时间里,不是作者所为,而是读者在阅读时做的记号。这种记号,有较大的随意性,是否符合作者原意,也很难说。作为一种标点符号,却不是跟作品同步产生,而是由读者后来“追加”,不同的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追加方式。这种作品与标点符号奇特的分离方式,可能是世界上各种文字中绝无仅有的风景。像朱熹那样,在著书时候自觉使用标点符号的,少之又少。 如此看来,简单地下结论,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标点符号,都不妥当。准确点说,早在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标点符号的萌芽,有了使用标点符号的书写实践,只不过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时间较晚而已。最为系统、完备的标点符号的使用和普及,则是在西文的标点符号引进和消化之后。 近日见到一篇美国人谈标点符号的文章(见《青年参考》2009年4月7日),得知外国人最初发明标点符号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朗诵(按:看来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牛皮和羊皮这些书写材料忽然地便宜了)。一位叫做Ursula Dubossrsky 的美国人说,英文标点符号一词(punctuation),源自拉丁文punctus,意思就是“点”。这些“点”让读者知道哪里需要稍停,哪里需要加强语气等等。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老祖宗没怎么使用标点符号的原因的解释。不妨这样推测: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更早的时候没有使用标点符号,是因为没有发明出来,跟书写材料珍贵与否关系不大。有的学者纳闷,标点符号的形状远比文字简单,而数量又远比文字为少,何以文字很早就能创造出来,而系统的标点符号却姗姗来迟?而且东方如此,西方也如此。 据说,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的文字,都是连着写下来的,没有标点。当时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因为连写而难以断句。到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公元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上圆点和下圆点。从无到有,渐成序列。 作为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者,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了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马氏制定的标点符号为什么能够推广开来呢?除了读者阅读上的需要以外,和他的家族是经营规模较大的出版商很有关系。这个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这些书籍都采用了马氏的标点发行出去,这种标点符号当然就很容易得到普及了。从这时开始,欧洲各语种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标点体系。至于欧洲几个较大语种的标点符号,到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最后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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